联合巡逻的初次实践，让“蓝剑”队员们对卡鲁鲁的治安生态和维和警务的独特挑战有了切身体会，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杨洛提出的 “能力建设” 这一长期策略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巡逻中暴露出的当地警察（如巴布警官）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装备的极度匮乏、以及民众对警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清晰地指向一个事实：若不能有效提升当地执法力量的基本素质和公信力，仅靠数量有限的联合国维和警察，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改善首都的安全状况。

UNpoL总部对中国防暴队主动提出的培训建议高度重视。在首次联合巡逻结束后的第三天，一次由UNpoL警察司长亲自主持的专项协调会就在特派团指挥中心召开。杨洛、周浩、许航以及被指定为培训项目主要负责人的许航和担任性别事务与社区联络协调官的阿依古丽参加了会议。

会议桌上，摊开着许航团队在过去一周内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卡鲁鲁当地警察基础能力联合培训方案（草案）》。这份方案充分吸取了联合国标准、中国公安培训经验，并结合了抵达后对当地警力的初步观察。

“我们的核心理念是：理念重于装备，程序先于技巧，信任基于专业。” 许航在汇报时强调，“我们观察到，许多本地警官并非没有责任感，而是缺乏系统的职业训练和清晰的行为规范。他们不知道如何在缺乏资源、面临威胁时，依然能专业、克制、依法地履行职责。我们的培训，将从最基础的‘警察是什么’、‘警察为什么存在’开始，重塑职业认知。”

方案分为几个层次：

1. “种子教官”培训：从首都警察总局及几个主要分局，筛选出约30名相对年轻、有文化基础、未被发现严重腐败记录且表现出一定改进意愿的警官，进行为期四周的密集型封闭培训。目标是培养一批能够理解并初步践行新执法理念的骨干，未来作为“火种”回到各自单位传播和示范。

2. 核心技能模块化培训：针对“种子教官”和后续扩大的警员范围，开设系列短期（3-5天）专题培训班，内容务实：

· 基础巡逻与报告：如何规划巡逻路线、观察记录、撰写清晰的事件报告。

· 非对抗性沟通与人群管理：借鉴科菲警官的方式，训练在紧张情境下的语言、肢体语言控制和疏导技巧。

· 基本搜查与证据保全：程序合法的搜查步骤，简易证据的识别、收集、标记和保管流程。

· 初步现场勘查：保护犯罪现场、绘制现场草图、寻找目击者的基本方法。

· 武力使用基本原则与最小化训练：明确武力是最后手段，训练使用警棍、徒手控制等非致命手段的规范动作和升级原则。

3. 女性警务人员专项培训：鉴于当地女警数量极少（首都警察局仅有不到十名，且大多从事文职），地位边缘，但处理涉及妇女儿童的案件又不可或缺，方案特别设计了由阿依古丽牵头、女警分队骨干参与的 “女性警官能力提升与社区联络”专项计划。

4. “嵌入式”实战指导：在课堂培训之外，安排中国防暴队员与经过初步培训的本地警察混合编组，进行联合巡逻和执勤，在实践中进行即时、具体的指导和纠正。

UNpoL司长仔细审阅了方案，特别对“理念重于装备”和“女性专项”表示了高度赞赏。“装备我们可以逐步援助，但观念的转变是最难的，也是根本。你们抓住了要害。女性警务的推动是我们特派团的优先事项之一，但进展缓慢。如果你们的团队能在这方面打开局面，将是对整个特派团工作的重大贡献。”

会议决定，立即启动“种子教官”培训项目，由UNpoL协调卡鲁鲁警方高层（过程必然涉及复杂的内部博弈和利益平衡），中国防暴队负责具体实施。培训场地就设在联合国主营地内一处相对独立、设施较为完善的旧仓库区，由中国防暴队负责改造和安全保障。

接下来的几天，“蓝剑”营区的一部分精力转向了培训筹备。许航带领的教官团队进一步细化教案，将大量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案例和情景模拟。他们制作了简单的图示手册（考虑部分参训者文化程度有限），准备了训练用的简易器材（如用木棍代替警棍，用颜料标记模拟证据）。罗帅的后勤组则负责改造培训场地，搭建遮阳棚，布置简易课堂和训练区，并确保饮水和基本医疗保障。

陈海被任命为战术技能模块的主教官之一。他根据巡逻中观察到的本地警察在戒备姿态、协同配合上的普遍问题，设计了一套极简但实用的“街头战术站位与沟通手势”训练。他明白，在这里不能教复杂的特种战术，而要聚焦于如何在突发情况下，两三个警察能迅速形成相互掩护、有效沟通的基本队形。

赵明则负责“证据保全与简易爆炸物识别”模块。面对可能连化学元素周期表都没听说过的学员，他煞费苦心地用最直观的方式讲解：用不同颜色的沙土模拟不同种类的炸药残留，用简单的电路图说明爆炸装置的基本原理，强调“不触碰、标记位置、立即报告并隔离”的核心原则。他还准备了大量触目惊心的、其他任务区因处理不当引发二次爆炸的图片和视频，作为警示教育。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招募和筛选参训学员。尽管有UNpoL和卡鲁鲁警察总局的联合通知，但报名情况起初并不理想。很多基层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