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段，各方通报案件侦查进展；第二阶段，讨论建立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应急响应机制；第三阶段，就‘7·26’案件成立四国联合调查组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

“把案件调查和机制建设捆绑在一起谈？”张涛立刻领会了策略意图。

“是的。”陆振华点头，“单纯谈案件，某些国家可能会推诿敷衍。但把案件作为建立长期执法合作机制的契机和试金石，就能把各方都拉到谈判桌上来。毕竟，湄公河航道安全关系到所有沿岸国的利益。”

张涛快速翻阅会议方案：“这个策略高明。我建议在外交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可以释放这个信号——中方愿与沿岸各国一道，以此次案件为契机，共同构建更加安全、有序的湄公河航运秩序。”

“专案组完全同意。”陆振华站起身，“那这些文件就拜托张主任了。我还要赶回公安部参加另一个会——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同志今天要到专案组，听取案件汇报并研究法律适用问题。”

两人握手。陆振华走到门口时，张涛叫住他：“陆局，说实话，你觉得三国会是什么反应？”

陆振华停下脚步，没有回头：“泰国会表面配合但实际拖延，因为他们内部有势力不想深查；缅甸会态度暧昧，中央政府想管但管不了地方武装；老挝会最积极但能力有限，是我们的突破口。”

“难度很大啊。”

“再大也要做。”陆振华的声音很平静，“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十三条中国公民的人命，必须有个交代。国家意志已经定下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执行者，一寸一寸地把路趟出来。”

说完，他推门离开。

上午八点半，公安部大楼。

位于九层的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除了专案组核心成员，还有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的六位资深法官和检察官。这是中央政法委协调召开的案件法律适用专题会议。

杨洛站在电子屏幕前，正在汇报案件基本情况和侦查进展。他的汇报简明扼要，但重点突出，特别是对案件性质的分析和证据链的梳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7·26’案件不是普通的跨国刑事犯罪，而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针对中国公民的武装暴行。其动机可能是多重的：既有阻挠我国推动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的政治意图，也可能涉及犯罪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甚至不排除某些势力试图借此破坏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阴谋。”

他调出一张组织结构图：“根据现有线索，我们初步锁定以毒枭塔昆为首的犯罪集团为幕后策划者。塔昆集团与缅甸‘勐腊军’关系密切，具备实施此类武装袭击的能力。但案件调查面临三大法律难点——”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

“第一，管辖权问题。案件发生在泰国水域，凶手可能来自缅甸，策划可能在老挝，被害人是我们中国公民。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惯例，多个国家都可能有管辖权。如何确立我国对此案的刑事管辖权，是首先要解决的法律问题。”

最高法的王法官举手发言：“根据我国刑法第八条，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本案涉嫌故意杀人、劫持船只、运输毒品等多个重罪，最低刑都在十年以上，我国拥有管辖权没有问题。难点在于如何将嫌疑人引渡或移交到我国受审。”

“这正是第二个难点。”杨洛点头，“引渡问题。塔昆是缅甸籍，据信持有泰国和老挝的居留身份。如果他躲在缅甸或老挝，我们需要启动引渡程序；如果他在泰国，泰方可能主张属地管辖优先。无论哪种情况，都将涉及复杂的法律谈判和政治博弈。”

最高检的周涛检察官接话：“我们正在准备《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请求书》的法律论证部分。重点要证明：第一，本案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第二，中国是主要被害国，由中国审判最有利于查明全案事实；第三，中国法律规定的刑罚与相关国际公约要求相符，不会判处或执行死刑以外的残忍、不人道的刑罚——虽然本案主犯很可能判处死刑，但这是依法裁判的结果。”

“第三个难点，”杨洛继续，“是证据的跨境收集和固定。现场在泰国，凶手可能逃往缅甸或老挝，资金往来可能涉及新加坡、香港等地。我们需要通过司法协助渠道，在多个法域内收集证据。而这些证据必须符合各方法律规定，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最终在法庭上使用。”

会议室里陷入沉思。这些法律难点，每一个都足以让普通刑事案件陷入僵局。

“我来说几句吧。”最高检第二检察厅的副厅长，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检察官缓缓开口，“同志们，这个案子，中央为什么这么重视？不仅仅是因为死了十三个同胞。更重要的是，这是在试探中国的底线——在境外杀害中国公民，然后栽赃陷害，试图逍遥法外。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不能把凶手绳之以法，那么以后在海外，任何一个犯罪集团都可能觉得中国公民是好欺负的。”

他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法律上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但再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我提几点意见：第一，管辖权问题，我们要打好‘组合拳’。刑法第八条是基础，同时要援引《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