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北京，外交部大楼。

位于大楼七层的领事保护中心灯火通明。中心主任张涛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眼睛布满血丝，但精神依然高度集中。他面前摊开着三份刚刚完成审阅的文件，每一份的封面上都印着“特急·机密”的红色字样。

第一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缅甸联邦共和国外交部照会》，第二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泰王国外交部照会》，第三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照会》。三份文件的内容框架基本一致，但根据对象国的不同，在措辞和法律援引上做了精细调整。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陆振华推门进来。他同样一夜未眠，手里提着一个加密公文包，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领带已经松开。

“陆局，你来得正好。”张涛站起身，递过三份文件，“照会文本已经根据昨晚部际协调会的意见修改完毕，请公安部最后确认法律和侦查需求方面的表述。”

陆振华没有客套，直接坐到沙发上，从公文包里取出眼镜和红笔，开始逐字逐句审阅。他的阅读速度很快，但每到关键段落都会停顿，反复推敲。

“这里，”他用笔圈出一段，“‘请求缅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三条第(五)项之规定，提供相关水域监控记录及涉案人员出入境信息’——这个表述很好，把请求明确在了条约框架内，避免了对方以‘主权’为由推诿。”

张涛点头：“这是条约谈判处的意见。中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是2006年生效的，虽然条款比较原则，但毕竟是双边法律文件，缅方有履约义务。”

陆振华继续往下看，在另一处停下来：“关于请求派员参与现场调查这段...‘中方专家组愿在泰方主导和配合下开展工作’——这个‘泰方主导’的表述，会不会限制我们勘查组的行动自主权？”

“这是必要的妥协。”张涛解释道，“泰方对主权问题非常敏感。昨晚我们和驻泰使馆沟通到凌晨三点，泰国外交部明确表示，可以接受中方派专家参与，但必须强调泰方的主权和主导权。如果我们坚持‘联合调查’或‘平等参与’的表述，他们可能会拒绝整个请求。”

陆振华沉思片刻，在页边空白处写下批注：“建议在附件的工作方案中明确中方专家的具体权利，包括独立检验权、物证提取权和全程录像权。用技术性表述来保障实质性权利。”

“这个思路好。”张涛记下要点，“我让条约法律司的同志马上补充附件。”

两人继续审阅，在涉及老挝的部分，陆振华提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老挝北部边境地区实际控制力薄弱，我们的司法协助请求如果只发给万象中央政府，实际执行可能会打折扣。要不要考虑通过党际渠道同步做工作？”

张涛看了看手表：“中央对外联络部那边已经协调好了，今天上午九点，中联部副部长会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对外联络部部长，以党际交流的形式通报案件情况，请求老党协助推动执法合作。双轨并行。”

“很好。”陆振华终于审阅完最后一份文件，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三份照会整体上没问题，法律依据充分，措辞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我代表专案组同意文本内容。”

张涛松了口气：“那我现在就安排报批程序。照会需要外交部长签发，同时抄送中央外办和国安委办公室。如果顺利，今天中午前可以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发出。”

“还有一个重要文件。”陆振华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更厚的文件袋，“这是专案组起草的《关于‘7·26’特大跨国武装劫持杀人案刑事司法协助具体请求清单及证据材料》，作为照会的技术附件。里面详细列明了我们需要三国提供的十七类协助事项，每一项都附有法律依据和必要性说明。”

张涛接过文件袋，抽出清单快速浏览。清单用中英文双语制作，表格清晰，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证据收集类请求，包括调取案发水域监控记录、通讯基站数据、出入境记录、卫星影像等。

第二部分是调查取证类请求，包括询问证人、搜查相关场所、扣押可疑物品、提取生物检材等。

第三部分是行动合作类请求，包括开展联合巡逻、控制可疑人员、提供武装保护等。

每一项请求后面都标注了对应的国际公约或双边条约条款，以及专案组已经掌握的证据线索说明——既展现了请求的合法性，也证明了请求的必要性。

“这份清单做得很专业。”张涛赞叹道，“特别是把我们已经掌握的部分线索也写进去，既能显示我们的侦查进展，给各方施加压力，又不会泄露核心情报。这是谁起草的？”

“陈默参赞主导，最高检的周涛检察官把关法律条款，我们局的年轻同志熬了两个通宵。”陆振华道，“这份清单不仅要发给三国警方，还要作为我们后续谈判的基础文件。每一条都必须站得住脚。”

张涛郑重地将文件收好：“我明白。这些技术附件会随同照会一起发出。另外，关于四国警方高级别会议的事...”

“专案组建议的会议方案我已经带来了。”陆振华又取出一份文件，“提议会议于五天后在北京举行，级别为副部长级，由各国公安或内政部副部长带队，外交部派员参加。议程设置上，我们建议分为三个阶段：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