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规划，是否可以更聚焦一些，旗帜鲜明地确立未来五年的四大攻坚支柱？”

他伸出四根手指，逐一道来：“第一，产业引流，就业安民。这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核心不是追求多少高大上的产业，而是立足我们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特点，精准引进和培育一批能让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服务业。目标要量化到能提供多少高质量就业岗位，能带动多少农户增收。”

“第二，基建固本，城乡融合。重点是补齐乡村水、电、路、讯、物流等基础设施短板，特别是向最偏远的乡村延伸。但这不仅仅是硬件投入，更要注重与产业布局、人口流动相匹配，提升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和可持续性。要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但不能盲目照搬城镇模式。”

“第三，智志双扶，激发内力。这是振山同志强调的。要一手抓职业技能培训，让群众有‘一技之长’；一手抓思想观念引导，通过‘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典型宣传、文化浸润等方式，破除‘等靠要’思想，培育勤劳致富、自力更生的新风尚。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必须放在突出位置。”

“第四，党建引领，强化治理。这是根本保障。要落实云峰同志的意见，围绕规划实施，构建起科学的干部考核激励和容错机制，让能干者有机会、干成者有舞台、犯错者有改正机会。要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同时，必须如文涛同志所言，织密监督网络，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每一个项目都经得起检验。”

杨洛的归纳，将大家分散的意见系统化、条理化，聚焦为四个清晰有力、相互支撑的支柱，既回应了关切，又提升了战略高度。

“基于这四个支柱，”杨洛继续说，“我们要构建一个清晰的责任体系：市县乡村四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县委是‘一线指挥部’；乡镇党委是‘施工队’；村党支部是‘战斗堡垒’。各级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必须亲自抓、负总责。同时，要建立规划实施的年度评估、动态调整和考核问责机制，把规划落实情况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依据。”

他看向发改委主任李强：“李强同志，起草组要深刻领会今天常委会的精神，充分吸收各位常委的意见，特别是围绕这‘四大支柱’和‘四级责任体系’，对规划草案进行深化、细化、实化修改。目标要跳起来够得着，措施要踩下去有回声。修改稿要在两周内再次提交常委会审议。”

“是，杨书记，我们一定抓紧修改完善！”李强连忙记录。

“另外，”杨洛转向秘书长何明远，“明远同志，市委办要牵头，立即着手研究制定与规划配套的‘年度重点任务分解方案’、‘督查考核办法’以及‘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清单’，确保规划从‘纸上’落到‘地上’，有抓手、可检查、能问责。”

“好的，杨书记。”何明远点头领命。

会议的最后，杨洛总结道：“同志们，这份规划，将是未来五年我们共同的行动纲领。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毕节脱贫攻坚成果能否巩固住、拓展好，关系到乡村振兴能否开好局、起好步。希望大家继续深入思考，在接下来的修改和审议中贡献更多智慧。蓝图绘就，关键在于落实。从市委常委会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率先垂范，带头学习规划、研究规划、落实规划，带领全市干部群众，一步一个脚印，把蓝图变成现实！”

常委会在中午时分结束。走出会议室，杨洛并没有回办公室休息，而是叫上秘书周明和司机，对匆匆赶来的何明远说：“下午的日程照旧，去纳雍县羊场乡。不要通知县里主要领导，我们直接去乡里，看看最基层的情况，也验证一下我们规划里想要解决的问题，在现实中到底是什么样子。”

何明远有些迟疑：“杨书记，是否还是按程序通知一下县里，至少让分管领导……”

“不必。”杨洛摆摆手，“我就是想去掉‘滤镜’，看看原生态的样子。通知乡党委书记陈明同志就行，告诉他，我就是来走走看看，听听实话，不听取正式汇报。”

车子驶出市委大院，向着纳雍县方向开去。羊场乡是纳雍县最偏远的乡镇之一，苗族彝族群众聚居，山高谷深，土地贫瘠，属于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虽然已经脱贫，但基础极为脆弱。

路上，杨洛望着窗外不断变换但依旧显得荒凉的山景，脑海中回响着常委会上大家的发言，回响着爷爷“初心不忘”的叮嘱。制定规划是重要的，但比规划本身更重要的，是始终保有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最真切的感知，保有将纸上蓝图与脚下泥土结合起来的能力。这次不打招呼的调研，就是他感知泥土温度的方式。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王柔正式到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已有一周多时间。位于三里河的市财政局大楼里，她的办公室简洁而明亮。每天，她从家中驱车上班，下班后按时回家，辅导儿子思齐功课，与备战高考的女儿思洛交流不多，但彼此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关切。工作对她而言是驾轻就熟的专业领域，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在大规模减税降费背景下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如何精准高效地配置资金支持首都高质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