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简单的烹饪，在乡上移民安置点的小吃摊找到了活计；还有的像这位妇女，通过特色种植增加了收入。他们谈论的不再仅仅是“政府发了啥”，而是“我学了啥”“我干了啥”“我能挣多少”。尽管收入绝对值还不高，但那种依靠自身努力改变生活的信心和劲头，是显而易见的。

杨洛认真听着，不时询问细节。他感到，这间简陋教室里燃烧的，不仅仅是取暖的火盆，更是一种名为“希望”和“能动性”的火焰。它或许微弱，却足以照亮个体前行的路，并有可能形成燎原之势。

离开松林村，他们又驱车前往更偏远的石板村。这里尝试了一种不同的模式：与市里的职业技工学校联合，在村里开设了为期三个月的“乡村旅游服务”定向班。学员主要是村里有一定文化基础、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留守妇女和部分返乡青年。课程包括客房服务、餐饮礼仪、本地民俗文化讲解、简单急救知识等，目标是培训一批能够服务于正在规划中的本地乡村生态旅游项目的初级服务人员。

在石板村村委会腾出的活动室里，二十多位学员正在一位从市里聘请的专业老师指导下，练习铺床单、摆餐具。她们神情专注，动作虽然稍显生涩，但一丝不苟。村支书是个精干的中年汉子，他介绍说：“我们村生态好，有古茶树，有瀑布，乡里想搞旅游，但最缺的就是人，特别是有点服务意识的人。以前大家觉得端盘子铺床是‘伺候人’，低人一等，不愿意干。通过讲习所反复做工作，讲外面的例子，讲这是凭劳动赚钱，是发展家乡，慢慢有人愿意来了。这个班结束后，考核合格的，乡里会推荐到即将开业的第一批‘彝家乐’和民宿去，工资有保障。”

一位正在练习摆台的年轻妇女，有些腼腆地对杨洛说：“领导，我以前在广东电子厂，流水线上忙，顾不上家。学会这个，以后就在家门口上班，既能挣钱，又能照顾老人孩子。我觉得挺好，就是……就是怕自己做不好，给村里丢人。”

“不怕，用心学，好好练，肯定能做好。”杨洛鼓励道，“靠自己的劳动改变生活，照顾家庭，建设家乡，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光荣的。你们是石板村旅游发展的第一批‘火种’，很重要。”

一天的调研走访结束，回到河镇乡政府时，已是傍晚。在简陋的会议室里，杨洛与县、乡、村三级干部，以及几位讲习所讲师、学员代表进行了座谈。

乡党委书记周磊汇报了全乡“智志双扶”工作的整体情况：已建立乡级讲习总堂1个，村级讲习分点15个，实现所有行政村全覆盖；围绕本地特色种养业、乡村旅游、手工艺、建筑工、家政服务等，开设了各类中长期技能培训班9个，累计培训800余人次；通过“讲习所+技能培训+就业推荐”模式，成功帮助300多名群众实现了就近就地就业或创业起步；群众对讲习所的参与度和认可度逐步提升，“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氛围正在形成。

但他也坦承困难：师资力量薄弱，特别是高水平、懂市场的专业讲师难请；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群众接受能力的精准对接还需加强；部分群众特别是年龄较大、观念固化的，动员参与依然有难度；培训后的就业跟踪服务和权益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

学员代表们也谈了感受和诉求：希望培训内容更实用，时间安排更灵活；希望有更多针对本地产业需求的“订单式”培训；希望结业后能得到更持续的技术指导和就业信息；也希望政府能帮助搭建更好的产品销售平台。

杨洛一直认真听着，记录着。待大家发言完毕，他沉默了片刻，环视着这些扎根在最艰苦一线的干部和渴望改变的群众，缓缓开口：

“今天走了一天，看了一天，听了一天。我很受触动，也深受教育。”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在松林村，我看到老乡们为了养好羊、种好菌，顶着寒风来听课记笔记；在石板村，我看到大姐们为了能在家门口就业，一丝不苟地练习铺床摆台。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毕节的群众，不是不想干，不是不能干，他们是渴望改变、愿意学习、能够吃苦的！过去一些地方存在的‘等靠要’思想，根源往往不在于群众本身，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给群众指对路、搭好桥、教会他们怎么走。”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坚定：“‘智志双扶’，‘扶智’是送技术、送本领，‘扶志’是换思想、鼓干劲。这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必须紧密结合。我们搞产业、上项目、修路架桥，是‘硬件’投入，是创造外部条件。但如果没有人的思想观念转变和技能素质提升这个‘软件’升级，再好的硬件也可能效率低下，甚至闲置浪费。群众没有致富的技能，就会对发展无感；群众没有奋斗的志气，就会安于现状，甚至返贫。”

“刚才大家谈的成绩和困难，都很实在。‘智志双扶’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工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它的意义极为深远。它解决的是内生动力问题，是发展能力问题，是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父母有了技能、有了稳定收入、有了向上的精气神，他们的孩子才更有可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开阔的视野，从而彻底跳出贫困的循环。”

他看向市县乡的干部们：“所以，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把‘智志双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不能满足于开了多少班、培训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