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先去洗把脸，暖和一下。菜还是热的。”

没有久别重逢的激动拥抱，没有过多的寒暄，就像寻常家庭周末孩子从学校回家一样自然。杨思洛放下简单的背包，洗干净手脸，坐到小小的饭桌旁。父女俩相对而坐，开始吃饭。

“学校那边还习惯吗？”杨洛夹了一筷子青菜到女儿碗里，问道。

“还行。就是冷，晚上睡觉盖两床被子。学生们很朴实，就是基础比较弱。”杨思洛低头吃饭，语气平常。

“课能跟上吗？孩子们听不听得懂？”

“尽量讲得浅显些，结合他们身边的事。刚开始有点难，现在好多了。他们……很缺课外书，对山外面的世界很好奇。”杨思洛说到这里，抬眼看了父亲一下，“我用实习补贴和平时攒的一点钱，托同学从北京寄了一批适合初中生看的课外书过来，文学、科普、历史都有，学校老师很欢迎。”

“嗯，做得好。”杨洛点点头，“但要注意方式，别让人觉得是施舍，要尊重学校老师的安排。”

“我知道，我是交给学校图书室，由老师统一登记借阅的。”杨思洛回答。停顿了一下，她轻声说，“爸，我看到有些学生，冬天还穿着很单薄的鞋子，手冻得通红还在写作业……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杨洛吃饭的动作微微一顿，看着她：“看到这些，怎么想？”

杨思洛沉默了几秒，似乎在组织语言：“就是觉得……差距太大了。我从小到大在北京，很多东西觉得理所当然。在这里，才知道有那么多孩子，连安心读书、温暖过冬都是一种需要努力才能达到的状态。我教的‘法治’‘权利’，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可能远不如一顿热饭、一件厚衣服实在。但……我觉得又不是完全没用。至少，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和道理，是保护每一个人的，包括他们。让他们对未来，除了‘出去打工’，还能有别的、更清晰的想象。”

杨洛听着，没有立刻评论。女儿的话里，有象牙塔接触现实后的冲击，有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也有试图理解的困惑。这很正常，甚至是宝贵的。

“支教时间不长，能做的有限。”杨洛缓缓道，“最重要的是多看、多听、多思考，了解真实的情况。你的专业是法学，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对国情的了解，特别是对基层、对困难群体的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这比在图书馆读多少书都重要。至于那些具体的困难，穿衣吃饭，上学看病，正是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每天要面对、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急不得，但也慢不得，要一步一个脚印。”

“嗯。”杨思洛应了一声，似乎想起了什么，放下筷子，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自己的手机，点开相册，递到父亲面前，“爸，你看，这是我们班的学生。我上课时偷偷拍的，他们认真听课的样子。”

杨洛接过手机。屏幕上，是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在有些昏暗的教室里，眼睛却显得格外明亮，专注地望着讲台方向。有的咬着笔头思考，有的举手想要发言，有的和同桌小声讨论……照片拍得并不专业，甚至有些模糊，但那份质朴的生气和求知的渴望，却透过屏幕传递出来。他慢慢地滑动屏幕，一张张看过去，目光在那一个个陌生却鲜活的生命面孔上停留。

“这个男孩，”杨思洛指着其中一个皮肤黝黑、笑得有点腼腆的男生，“他作文写得特别好，写他想当作家，把家乡的故事写出来。这个女孩，家里条件很困难，但成绩一直是年级前三，她说想考县里的高中，再考大学，学医，回来给乡亲们看病。”

杨洛静静地听着，看着。这些孩子，是毕节未来的希望，也是他们这代人奋斗的意义所在的一部分。女儿镜头下的他们，如此真实，如此具体，比任何工作报告中的数据都更有力量。

“拍得不错。”他将手机递还给女儿，语气温和了些，“留作纪念吧。但要注意保护学生隐私，未经允许，不要随便传播。”

“我明白的。”杨思洛收回手机，“就自己存着，偶尔给爷爷奶奶和妈妈看看。妈最近是不是特别忙？”

“她刚上任，千头万绪，压力不小。家里有爷爷奶奶照顾，你不用担心。”杨洛岔开了关于王柔工作的话题，回到女儿身上，“实习结束后，有什么打算？考研还是考虑工作？”

“还没完全想好。”杨思洛微微蹙眉，“这次出来，看到很多东西，想法有点乱。之前觉得继续深造，做学术研究挺好。现在又觉得，或许早点接触实际工作，像这样（她指了指自己，意指支教），或者去基层司法所、法律援助中心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也挺有意义。不过还有时间，我再想想。”

“不急，想清楚。”杨洛道，“无论选哪条路，扎实的专业基础、清醒的头脑和为民服务的初心，都是根本。你爷爷以前常说，‘家门要正’，这个‘正’，也包括我们每个人要走正自己的路，找准自己的位置，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提到爷爷，杨思洛的眼神黯淡了一下，点了点头：“我记得。”

饭后，杨思洛主动收拾了碗筷。杨洛下午还有一个工作会议，不能久留。他穿上外套，对女儿说：“我下午要下去调研，可能今天不回来了。你晚上要是住这儿，自己安排。明天回去注意安全，到学校了发个信息。如果还需要什么书，或者孩子们特别缺什么学习用品，可以拉个清单，不用你自己花钱，我想办法通过正规渠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