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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山的冬季，寒冷是深入骨髓的。山风像刀子一样，掠过裸露的山脊和萧瑟的村庄。就在这片清冷而肃穆的冬日景象中，一种与气候无关的温暖，正悄然在一个偏远乡镇的中学里生长、传递。这份温暖的来源，是一群从全国各地高校而来的支教志愿者，其中，就有杨洛的女儿，杨思洛。

二十一岁的杨思洛，继承了父母容貌上的优点，气质沉静，眉眼间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清澈，却也隐约可见一丝超越年龄的审慎。她就读于北京一所顶尖高校的法学专业，今年大三。按照教学计划，这个冬季学期有一段为期六周的教学实习。当大多数同学选择进入法院、检察院、律所或知名企业法务部实习时，杨思洛却在学校的支教项目招募通知前驻足良久。她没有告诉远在毕节的父亲，也没有和忙于北京市政府工作的母亲过多商量，只是在与爷爷的一次日常通话中，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爷爷，我们学校有个支教项目，地点在贵州，我想报名试试。” 爷爷杨浩田去世后，父母虽然牵挂，但都尊重她自己的选择，只是反复叮嘱注意安全、保重身体。父亲杨洛得知后，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想清楚，去了就要坚持，别给当地学校添麻烦。”

于是，在初冬时节，杨思洛随着支教团，来到了毕节市赫章县。她没有被分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城中学，而是去了一所位于乡镇、主要面向周边山村孩子招生的寄宿制初级中学。学校建在半山腰一块平整出来的土地上，两栋四层教学楼，一栋宿舍楼，一个泥土操场上竖着孤零零的篮球架。设施简单，但打扫得干干净净。这里的学生，大多来自更深的山区，父母外出务工，他们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住校，只有周末才能走几个小时山路回家。

杨思洛担任初一年级两个班的道德与法治课老师，并协助负责一个班级的课后辅导。这对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专业内容不算难，难的是如何让这些普通话都带着浓重乡音、对“法治”概念几乎毫无认知的山区孩子，能听懂、感兴趣，甚至在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第一堂课，她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几十双好奇、羞怯又带着些茫然的眼睛，准备好的教案忽然显得有些苍白。她没有照本宣科，而是放下课本，用尽量缓慢清晰的普通话问：“同学们，我们这门课叫‘道德与法治’。大家先说说，你们觉得，在我们学校里，有哪些事情是‘对’的，应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对’的，不应该做的？”

起初一片安静，孩子们互相看着，不敢举手。在杨思洛鼓励的目光下，一个黑黑瘦瘦的男生小声说：“按时上课、完成作业是对的……打架、欺负同学是不对的。”

“很好！”杨思洛立刻肯定，在黑板上写下“按时上课”“完成作业”“不打架”“不欺负人”，“那如果有个同学捡到了别人丢的饭卡，他是应该自己偷偷拿去用，还是交给老师呢？”

“交给老师！”这次回答的声音多了些。

“为什么？”

“因为……因为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说。

“对，这不仅是‘道德’上我们觉得不对，如果偷偷用了别人的饭卡，金额大了，可能就违反了‘法’。”杨思洛顺着这个话题，用孩子们身边可能发生的小事，开始慢慢引入规则、权利、责任这些基本概念。她尽量不用生僻的法律术语，而是讲故事，举例子，有时甚至用上一点刚从当地老师那里学来的方言词汇。

几周下来，孩子们逐渐喜欢上了这个说话温柔、总是耐心解答他们各种稀奇古怪问题、还会在课后辅导时给他们讲大城市大学生活见闻的“小杨老师”。他们发现，“法律”并不总是高高在上、枯燥难懂的条文，它也和食堂打饭要排队、借了东西要还、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这些日常道理有关。杨思洛也在这过程中，真正触摸到了这片土地的另一面：孩子们的纯真与渴望，资源的匮乏与观念的滞后，基层教育工作者在简陋条件下的坚守与无奈。她批改着作文里那些关于“爸爸妈妈在外打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的稚嫩文字，心中时常涌起复杂的情绪，有同情，有责任感，也有对自身生活环境的重新审视。

她严格遵守着支教团的纪律和学校的规定，从未向学校领导或任何人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大家眼里，她就是北京某高校来的普通支教学生杨思洛，认真，有点安静，但对待孩子很用心。她住在学校提供的简陋教师宿舍里，吃着食堂简单的饭菜，每周用学校的公共电话给北京家里报个平安，偶尔给父亲的手机发条短信，内容无非是“一切安好，勿念”。

转眼到了支教第五周的周末。按照规定，这个周末她可以离开学校休息一下。父亲杨洛提前发了信息，问她是否愿意到市里来，一起吃顿饭。杨思洛想了想，回复：“好。我自己坐班车过去。”

周六中午，经历了两个多小时颠簸的乡村班车和县际中巴，杨思洛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毕节市区。她没有让父亲派车接，而是按照地址，自己找到了市委宿舍区。在门口登记后，她来到了父亲临时的住所——一套陈设简单、只有基本生活家具的两居室。

杨洛已经让食堂准备了几个简单的菜，用保温盒装着带了回来。看到女儿进门，脸上被寒风吹得有些发红，肩膀上还落着一点从山区带来的尘灰，他目光柔和了一瞬，指了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