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会上，虽然对具体调整方式有不同看法，但‘实干者上、庸劣者下’这个原则，大家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底线。有了这个底线，再难的事，也能找到办法往前拱。”

“说到王彬李刚的案子，”李涛神色严肃了些，“当时纪委那边压力大，我们政府这边配合调查、稳定运行的压力也不小。但正因为市委态度坚决，支持纪委依法独立办案，才把影响降到了最低，也给后续的营商环境建设扫清了障碍。现在想想，那一关要是过不去，后面很多改革可能都推不动。”

杨洛这时才开口，声音平和：“那些难关，不是哪一个人闯过去的。是敬民同志带着政府班子，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确保了大局不乱；是振山同志狠抓基层党建和干部思想，统一了认识，凝聚了人心；是李涛同志在招商和服务企业一线冲锋陷阵，打开了局面。纪委文涛同志那边，也是顶住了巨大压力。是大家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才像齿轮一样，咬合着把这部沉重的机器往前推。”

他顿了顿，看向陈敬民：“敬民，这五年，你主抓经济民生，担子最重，受的委屈和不解恐怕也最多。市政府和市委之间，工作有交叉，有摩擦，但你始终把握得很好，既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没有你的全力支持和扎实工作，毕州的经济社会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平稳向好的局面。”

陈敬民摆摆手：“分内之事。要说压力，你作为班长，承受的是全局的压力，是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双重压力。很多决策，你拍了板，责任就是你的。这五年，你头发白了不少，我们看着都清楚。”

话题又回到了具体的回忆中。他们聊起了在威宁雪灾时一起冒雪查看灾情、协调物资的狼狈；聊起了为了一个重大项目的环保评审，连续数天熬夜修改方案、与专家反复沟通的焦灼；聊起了“毕州高山冷凉蔬菜”品牌标准最终定稿那天的喜悦；聊起了在防返贫指挥中心，看到预警解除、帮扶成功案例增加时的欣慰；也聊起了工作中因为理念或方法不同而产生的激烈辩论，甚至面红耳赤的时刻。

“还记得关于第一批易地搬迁安置点配套产业布局的争论吗？”刘振山笑道，“我当时坚持要优先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解决就业；李涛认为应该兼顾一些有潜力的特色加工，为长远计。争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杨书记拍板，分步骤实施，先解决‘有没有’，再谋划‘好不好’。现在看，当时的争论都有道理，分步走是对的。”

李涛也笑了：“还有一次，关于要不要给那个来投资但有环保争议的企业开‘绿灯’，我和环保局的同志差点在办公会上吵起来。杨书记当时没表态，会后又分别找我们谈，最后引导我们找到了一个既能满足环保要求、又能部分吸纳该企业技术的折中方案。那件事让我学到，解决问题不能非此即彼，有时候需要寻找最大公约数。”

这些回忆，没有刻意的美化，甚至带着当时困境的真实质感。但此刻回想起来，那些艰难、争论、甚至挫折，都变成了共同经历的宝贵财富，成了彼此理解和信任的基石。他们谈论的，始终是工作本身，是摸索的经验，是共同的成长。没有对个人的吹捧，没有对未来的许诺，只有对过往并肩岁月坦诚的梳理与咀嚼。

夜渐深，茶水续了好几道，颜色已淡，瓜子也见了底。窗外万籁俱寂，只有空调送风的轻微声响。

陈敬民看了看手表，轻叹一声：“快十点了。时间过得真快。”他转向杨洛，语气真诚，“杨书记，不管接下来组织上怎么安排，这五年在毕州，和你，和振山、李涛，和班子里的每一位同志共事，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非常充实的一段经历。学到了很多，也感受到了真正的同志情谊。”

刘振山也郑重地说：“是啊，一起啃过硬骨头，一起打过攻坚战，这种在实干中结下的情谊，不一样。毕州这五年，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力，无愧于心。这就够了。”

李涛用力点头，想说什么，动了动嘴唇，最终只化作一句：“杨书记，以后不管到哪里，记得毕州还有我们这帮老战友。有啥需要招呼一声，能办的绝不含糊。”这话稍带了些个人色彩，但情真意切。

杨洛心中暖流涌动，但面色依旧平静。他为自己和三位战友的杯子里添上最后一点温热的茶水，然后端起自己的杯子。

“敬民同志，振山同志，李涛，”他没有再用职务称呼，目光缓缓扫过三位并肩五载的同志，“我也一样。这五年，能和大家一起，为毕州这片土地、为这里的人民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是我的幸运。你们三位，是毕州干部队伍的脊梁，是事业发展的中坚。你们的能力、担当和情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词句：“我们常说‘同志’。这个词，分量很重。志同道合，是为同志。这五年，我们或许有过分歧，有过争论，但我们振兴毕州、造福百姓的‘志’始终是一致的，我们坚守原则底线、恪守清廉本分、奋力干事创业的‘道’也是相同的。正因为志同、道合，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同志，才能在风浪中相互支撑，在困难前携手前行。”

“今晚，我们以茶代酒。”杨洛举起茶杯，“第一，敬我们共同奋斗的这五年岁月，敬我们付出的汗水与收获的成长。”

四人举杯，轻轻相碰，发出清脆的响声。

“第二，”杨洛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