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的老技术员，在黄河边工作了一辈子。现在搞的这个生态廊道，方向是对的，但方法有问题。什么问题？太‘城市化’了！”

老专家情绪有些激动：“黄河滩区是什么？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滞洪沉沙的自然空间，是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可现在呢？到处铺路、种景观树、建硬质护坡。看起来漂亮了，但生态功能退化了！洪水来了怎么办？鸟类在哪栖息？湿地怎么净化水质？”

“我补充一点。”一位中年生态学教授接过话头，“从生态学角度看，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碎片化’。黄河滩区本应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但现在被道路、围栏、项目分割得支离破碎。生态廊道成了‘生态断道’，生物迁徙路径被阻断，种群基因交流困难。”

“还有水质问题。”市环境监测站站长打开笔记本电脑，“我们对黄河郑州段设置了12个监测断面。数据显示，虽然主要污染物浓度达标，但氨氮、总磷等指标在雨季会有明显升高，这与滩区农业面源污染直接相关。另外，一些河段因为硬质护坡，失去了自然净化能力。”

“从防洪角度看也不乐观。”年轻的水利工程师推了推眼镜，“过度硬化和景观化建设，改变了滩区的自然地形，影响了行洪能力。去年汛期，花园口段出现局部淤积，就和滩区改造有关。”

专家们你一言我一语，勾勒出黄河生态保护面临的复杂图景：生态与景观的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矛盾、自然规律与人工干预的冲突……

杨洛认真记录着，不时追问细节。座谈进行了三个小时，他逐渐理清了思路。

下午两点，杨洛在黄河生态保护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现场会。与会者除了上午的专家，还有涉及黄河治理的水利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以及沿黄五个县（市）区的主要负责人。

“今天我们用一天时间，看了黄河，听了意见。”杨洛开门见山，“我先说结论：黄河生态廊道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存在明显偏差。这个偏差就是——重景观、轻生态，重建设、轻保护，重眼前、轻长远。”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到呼吸声。

“我在贵州工作过，那里是山区，生态脆弱，我们常说‘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黄河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的生态保护更应该慎之又慎。”杨洛环视全场，“可今天我们看到了什么？滩区种树不考虑适生性，湿地改造成荷花池，农业面源污染直排黄河……这些问题，有些是认识问题，有些是技术问题，但更多的是政绩观问题。”

“政绩观”三个字，让在座的干部们心头一震。

“为什么这么说？”杨洛自问自答，“因为景观工程看得见、摸得着，领导来调研能展示，媒体报道能出镜。而生态保护呢？是潜移默化的，是长期见效的，是‘看不见的政绩’。于是有些同志就选择了那条容易的路——把生态工程做成了景观工程。”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更加沉重：“但这种做法，违背了黄河保护的初衷，甚至可能造成生态破坏。今天我们种下一片不适宜的树林，明天可能要花十倍代价来修复；今天我们硬化一段河岸，明天可能要承担防洪风险；今天我们允许滩区耕种，明天可能要面对水质恶化。这些代价，最终都要由黄河来承担，由子孙后代来承担。”

孙为民局长带头鼓掌，几位专家也纷纷点头。

“问题已经找出来了，接下来怎么办？”杨洛话锋一转，“我提三条意见。”

工作人员立刻打开记录本。

“第一，立即成立‘黄河郑州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我任组长，国华市长、为民同志任副组长，相关局委和沿黄区县主要负责人为成员。专班下设规划组、工程组、执法组、监测组，集中办公，统筹推进黄河保护工作。”

“第二，对已建成的生态廊道项目进行全面评估。邀请第三方机构，从生态效益、防洪安全、可持续性等维度，逐段评估。不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该整改的整改，该拆除的拆除。特别是那些过度硬化、盲目绿化、破坏湿地的项目，要限期改正。”

“第三，启动编制《黄河郑州段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规划》。这个规划要立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明确‘三滩分治’的具体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划要科学、要管用、要能落地。”

三条意见，条条实在。与会干部一边记录，一边思考着自己辖区、自己部门该做什么。

“这个规划怎么编？”杨洛看向在座的专家，“我建议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请各位专家全程参与。规划要回答几个关键问题：黄河滩区的生态红线到底划在哪里？哪些人类活动必须退出？哪些生态修复措施最有效？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市民休闲需求？”

老水利专家激动地说：“杨书记，只要您真下决心保护黄河，我们这些老家伙一定全力以赴！我在黄河边工作四十年，最心疼的就是看着母亲河被一点点破坏。现在终于看到希望了！”

“不是看到希望，是要创造希望。”杨洛诚恳地说，“黄河保护是系统工程，需要科学精神，也需要历史耐心。我们不能急功近利，要尊重规律，久久为功。”

他转向沿黄区县的负责人：“特别是你们几位书记、区长，黄河在你们辖区流过，你们就是第一责任人。生态廊道建设要降温，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