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子女入学、提供人才公寓。”王浩无奈，“我们这种初创企业，真的拼不过。”

杨洛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看向秦思源：“新区目前的人才政策是怎样的？”

“我们有‘中原科技城人才计划’，对高层次人才提供最高500万元的奖励，对青年人才提供购房补贴、生活津贴。”秦思源介绍，“但说实话，和一线城市、杭州苏州比，我们的政策吸引力还不够。特别是对中层技术骨干的支持不够。”

“那就补上这个短板。”杨洛拍板，“针对张总、李总、王总这样的科技创新企业，可以设计‘企业举荐制’——企业认定的核心骨干，不受学历、职称限制，直接享受相应人才待遇。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承担一部分。人才来了，企业才能发展；企业发展了，才能留住更多人才。”

这个思路让在场的企业家们看到了希望。它不是简单的砸钱，而是建立了政府、企业、人才三方共赢的机制。

座谈会从九点开到十二点半，超过三个半小时。杨洛没有离开座位，和每一位创业者深入交流。除了融资、人才、配套这些共性问题，他还听到了许多具体的建议：

“应该设立‘概念验证基金’，支持那些还拿不到风险投资的早期项目。”

“需要建立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提高设备利用率。”

“知识产权保护要跟上，我们被侵权起诉，法院审理周期太长。”

“希望政府牵头组织产业链对接，帮我们找应用场景。”

杨洛一一记录，能现场回应的当场回应，需要研究的承诺带回去认真考虑。

中午，杨洛没有去安排好的餐厅，而是和创业者们一起在创新大厦的食堂吃自助餐。排队打饭时，他还在和旁边做新能源电池的创业者讨论固态电解质的技术路线。

饭桌上，大家更放松了。年轻的创业者们发现，这位市委书记不仅懂政策，还对很多技术细节有所了解，交流起来没有隔阂。

“杨书记，您以前接触过科技创新工作吗？”有人好奇地问。

“在公安部时接触过安防科技，在贵州时推动过大数据与农业融合。”杨洛说，“但我不是技术专家，我的角色是搭建舞台，让你们这些专家唱戏。舞台搭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戏唱得精彩不精彩。”

下午，杨洛提出要去看几个具体的实验室和研发中心。第一站是张启明的脑机接口实验室。

实验室不大，约200平方米，但设备先进。年轻的研究员们正在调试设备，几个志愿者头上戴着布满电极的帽子，尝试用意念控制屏幕上的光标移动。

“准确率目前达到85%，我们的目标是92%以上。”张启明介绍，“如果临床试验顺利，明年可以申请医疗器械注册证。初步定价在10万元左右，主要面向康复机构。”

杨洛仔细观察实验过程，问了一个关键问题：“成本主要在哪些环节？”

“硬件成本其实不高，主要是电极和信号处理器。贵的是算法研发和临床试验。”张启明很坦诚，“如果有足够的临床数据，算法可以不断优化；如果临床试验通道畅通，时间成本就能降下来。这两点解决了，成本可以降到5万元以下，就能进入医保目录，惠及更多患者。”

“所以又回到了早上说的问题——需要医工交叉平台。”杨洛明白了其中的逻辑闭环。

第二站是李晓雨的量子计算实验室。这里更像个大型机房，几台服务器嗡嗡作响，屏幕上滚动着复杂的代码。

“我们在模拟不同的量子硬件架构。”李晓雨指着屏幕，“这是超导量子比特的模拟，这是离子阱的，这是光量子的。等真正的量子计算机成熟了，我们的软件就能快速适配。”

“现在有多少用户？”杨洛问。

“主要是高校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约200多个账号。”李晓雨说，“免费提供，用于培养生态。但长期免费不可持续，我们需要找到商业模式。”

“可以先从特定行业的优化问题入手。”杨洛建议，“比如物流路径优化、金融风险模拟、新材料分子模拟。找到一两个突破点，做出成功案例，投资就会跟进来。”

李晓雨若有所思：“您说得对。我们之前太执着于通用平台，也许应该先做垂直应用。”

第三站是一家做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企业。创始人刘志强是中年科学家，他的项目更接近产业化——研发碳化硅外延片，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和轨道交通。

“我们的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样品通过了国内主要车厂的测试。”刘志强带着杨洛参观洁净车间，“现在卡在量产上。一条生产线投资要20亿元，我们融不到这么多钱。如果靠自己慢慢滚动发展，市场窗口可能就错过了。”

“有没有考虑和产业资本合作？”杨洛问。

“在谈，但对方要求控股。我们团队奋斗了十几年，舍不得。”刘志强苦笑。

杨洛理解这种心情。科学家创业，技术是命根子，控制权是底线。但大规模产业化，又离不开资本助推。这是个两难。

“郑东新区可以设立产业引导基金，作为共同发起人，联合社会资本组建专项基金。”杨洛思考后说，“政府基金不谋求控股，主要起增信和引导作用，确保企业主导权不丧失。这样既能解决融资问题，又能保护团队积极性。”

刘志强眼睛一亮：“如果有这样的安排，我们愿意把总部和全部产线放在郑州！”

一天的调研结束时，已是傍晚六点。夕阳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