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点半，郑东新区龙子湖畔，晨雾尚未完全散去。中原科技城创新大厦的顶层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二十多位年轻面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创业者，年龄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出头不等，涉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

杨洛提前十五分钟到达会议室，没有惊动任何人，坐在了后排的角落。他想先听听这些创业者之间自然的交流。

“张总，你们那个脑机接口项目进展如何了？上次路演后拿到投资了吗？”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问。

被称为张总的中年人苦笑：“投了，但额度砍了一半。投资方说技术很前沿，但商业化路径不清晰，需要更多临床数据。可数据从哪来？医院合作门槛太高，一个伦理审批就要等半年。”

旁边做量子计算软件的女孩接话：“我们更惨。技术太超前，投资人听不懂，听得懂的不敢投。好不容易有个政府引导基金感兴趣，但要求三年内必须实现盈亏平衡。开玩笑，我们还在基础算法研发阶段，拿什么平衡？”

“关键是人才留不住。”另一个做工业机器人的创业者摇头，“我们团队两个核心算法工程师，一个被杭州挖走了，一个去了深圳。给的薪资我们根本给不起。郑州的生活成本虽然比一线城市低，但高端人才的薪酬期望已经向一线看齐了。”

“配套也跟不上。”生物医药公司的创始人补充，“我们研发需要用到冷冻电镜，全省只有两台，预约排队要两个月。去北京上海？样品运输条件苛刻，成本高不说，时间耽误不起。”

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氛围——既有对技术的热情和信心，又有对现实的无奈和焦虑。杨洛默默听着，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关键词：融资难、人才缺、配套弱、转化慢。

九点整，会议正式开始。郑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秦思源主持会议，他先介绍了杨洛：“各位企业家，今天我们很荣幸，杨洛书记在调研的第一站就选择了我们科创企业。杨书记刚到郑州工作，想直接听听来自创新一线的声音。大家放开讲，有什么说什么。”

掌声过后，却是短暂的沉默。年轻的创业者们看着这位新任市委书记，有些拘谨。

杨洛笑了笑，站起身走到前面：“刚才我坐在后面听了十分钟，已经收获很大。张总的脑机接口项目面临临床数据难题，李总的量子计算软件遭遇‘超前困境’，王总的团队被挖走核心人才，赵总为了一台冷冻电镜要等两个月——这些都是真问题。”

他准确地说出每个人的情况和姓氏，让在场的企业家们既惊讶又感动——这位市委书记是真听了，而且听进去了。

“今天我不是来听成绩汇报的，是来听问题、找症结的。”杨洛拉过一把椅子，和创业者们围坐在一起，“咱们就从张总的脑机接口说起。你刚才说医院合作门槛高，具体卡在哪？”

张总名叫张启明，四十岁，留美博士回国创业。他打开笔记本电脑：“杨书记您看，这是我们的技术原理。通过非侵入式电极采集脑电信号，解码后控制外部设备，主要面向渐冻症等运动功能障碍患者。但要做临床验证，需要医院神经内科的合作。我们联系了省内三家三甲医院，都表示感兴趣，但一涉及伦理审查、数据安全、责任划分，流程就走不动了。”

“医院有医院的顾虑。”杨洛理解地点点头，“新技术在临床应用上确实需要谨慎。但谨慎不等于不作为。思源书记，郑东新区有国际医疗中心规划，能不能在其中设立一个‘医工交叉创新平台’，专门为这类项目提供临床试验便利？”

秦思源立刻记录：“可以探索。我们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有战略合作，可以请他们牵头，组建跨学科伦理审查快速通道。”

“好，这件事你跟踪。”杨洛转向张启明，“张总，平台建起来后，你们愿意入驻吗？”

“当然愿意！”张启明眼睛一亮，“只要有合规的临床试验通道，我们就有信心在两年内完成产品注册检验。”

接下来是量子计算软件的创始人李晓雨，一位三十岁的女博士。她的项目更加基础——开发适用于国产量子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

“我们的困境是‘叫好不叫座’。”李晓雨说得很直白，“学术圈评价很高，但产业界用不上。因为现在全国能用的量子计算机原型机总共没几台，而且每家的架构都不一样。我们就像在给还没造出来的汽车设计方向盘。”

杨洛沉思片刻：“我记得郑州大学有个量子实验室，和省外的量子计算公司有合作？”

“是的，但实验室主要做基础研究，和我们工程化开发的目标不太匹配。”李晓雨说。

“那如果，在郑东新区布局一个‘量子计算软硬件适配中心’呢？”杨洛提出一个大胆设想，“把国内主要的量子计算硬件厂商请过来，把你们这样的软件企业也请过来，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协同开发。政府提供场地、算力支持和一定的研发补贴。”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语。这个设想如果实现，郑州有可能在量子计算这个未来赛道上抢占一席之地。

李晓雨激动得声音有些发颤：“如果有这样的平台，我保证三年内拿出可商用的量子计算软件套件！”

人才问题是最棘手的。工业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王浩，去年刚失去两名核心工程师。

“我们给的年薪已经开到60万，在郑州不算低了。但杭州那边直接开100万，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