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新郑的耕地条件本来就差，完成任务的压力特别大。当时有个施工企业的老板找到我，说有办法‘操作’，把一些已经达标的农田重新包装一下，就能算成新建面积。我……我一时糊涂，没经住诱惑，就点头同意了。”

周正身体微微前倾，追问：“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把细节说清楚。”

“是局里的两个副手和施工企业串通好的。”赵志刚的声音越来越小，却字字清晰，“我们伪造了全套的施工记录、验收材料，比如把2020年就修好的灌溉站，重新拍了照片，改成2022年新建的；把一些田间道路的小修小补，夸大成全线新建。验收的时候，我们专门规划了‘精品路线’，只让验收组看那些达标的地块，有问题的地方全被绕开了。”

“你个人从中收受了多少好处？”

“前后一共拿了

“前后一共拿了120多万元。”赵志刚头埋得更低，不敢抬头，“大部分是通过我侄子赵文斌的账户收的，施工企业以‘劳务费’‘咨询费’的名义转给他，他再转给我。另外还有一些烟酒、购物卡，加起来大概十几万元。”

“这些钱都用在哪里了？”

“一部分给我儿子在郑州买房子交了首付，一部分存进了银行，还有一些被我日常挥霍掉了……”赵志刚的声音里充满了悔恨，“我知道错了，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对不起新郑的老百姓，我愿意全额退赃，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理。”

这场谈话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赵志刚不仅交代了虚报面积的具体手法、资金套取的详细路径、个人受贿的全部金额，还牵扯出了局里另外两名涉案干部和三家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施工企业。

案件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专案组的工作远未结束。他们还要对所有证据进行固定，形成完整闭环的证据链。

审计组的工作人员，顶着烈日逐地块实地丈量核实，最终确认虚报面积为0.72万亩，套取国家专项资金总额高达2160万元。其中，580万元被用于不正当支出——包括赵志刚等人受贿的120多万元，以及施工企业通过虚报成本攫取的460万元利润。

调查组对8家施工企业展开全面调查，发现其中3家企业存在围标串标、伪造资质、偷工减料等多项违法行为，这些企业的负责人也被依法立案调查。

与此同时，专案组深挖案件背后的管理漏洞，发现新郑市农业农村局在项目审批、工程监管、验收把关、资金使用等环节存在严重失职渎职问题，相关责任人也被依规依纪追责问责。

九月中旬，案件调查工作基本结束。市纪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专案组的详细汇报。

会议室里，周正拿着厚厚的案卷，条理清晰地汇报：“经过三个月的缜密调查，现已查明：赵志刚在担任新郑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期间，伙同他人虚报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0.72万亩，套取国家专项资金2160万元，个人受贿120余万元。同时查明，涉案施工企业存在围标串标、偷工减料等问题，新郑市农业农村局内部监管严重缺失，制度形同虚设。”

他随即将卫星遥感对比图、资金流向图、谈话笔录、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关键证据一一展示。所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条牢不可破的证据链。

市纪委书记陈立明沉声发问：“这个案件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到底是什么？”

“主要有三个方面。”周正不假思索地回答，“第一，政策执行严重变形。 高标准农田建设本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惠民工程，却在执行中异化为‘数字工程’‘形象工程’，基层干部重申报、轻建设，重数量、轻质量，完全背离了政策初衷。第二，监管体系全面失守。 从项目审批到竣工验收，多个环节层层把关、层层失守，尤其是验收环节流于形式，给虚报套取行为留下了巨大空间。第三，基层监督作用缺失。 农民和村干部是项目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最直接的监督者，但他们的意见和诉求无人理睬，监督渠道严重不畅。”

陈立明又问：“这起案件造成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正的表情愈发凝重：“危害极大，影响恶劣。首先，直接造成国家巨额资金损失。 2160万元专项资金，本应用于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却被蛀虫蚕食瓜分。其次，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 农民对高标准农田政策产生信任危机，后续农业政策的推行将面临更大阻力。再次，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虚报面积意味着实际建设不足，农田的抗旱防涝能力没有真正提升，直接影响粮食生产能力。最后，败坏基层政治生态。 这种弄虚作假、权钱交易的行为，污染了当地的从政环境，带坏了干部作风。”

常委们纷纷发言，义愤填膺。

一位常委拍着桌子说：“这个案件性质太恶劣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关键工程，在这样的工程上动手脚、捞好处，必须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另一位常委建议：“要举一反三，引以为戒。新郑的问题绝不是孤例，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检查，全面排查问题，不留死角。”

还有常委提出：“要从制度上堵塞漏洞。从项目申报、审批、施工、验收到资金监管，全过程都要建立健全制度规范，特别是要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大数据比对等科技手段，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听取完各位常委的意见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