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也将是，在未来，这些新独立国家，将在我们的支持下，在实现民族的独立后，最终实现经济上的繁荣……”

面积不大但装饰却非常漂亮的客厅，回响着一个显得有些激动的声音。“新殖民地主义而已！无论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端着咖啡杯的胡适轻声为自己的朋友的话做了一个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我们同英国、法国、美国在对待落后民族问题上不同，西方世界更倾向于以武力占领为特征的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而我们更倾向于着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掠夺与控制，与新生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军事经济方面的条约和协定，维持与新生国家的一种“条约关系”，以此来干涉、控制、影响这些国家。”胡适放下酒杯望着朋友们，神情显然很是平静。

“我们所选择的只是另一种隐晦的控制，因为国人非常了解那些接受高等教的当地精英的愿望，由于殖民者的残酷统治，这些精英们不仅无权干预政治，而且深受种族歧视和宗教压迫，尽管他们的非常富有，但他们仍然是殖民统治者歧视对象。而我们却懂得他们需要的是个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开明政治、政教分离、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我们正是以给他们这一切的许诺和行动来拉拢这个阶层，并依靠这个阶层对占领地进行间接统治。”

“胡教授，我并不认为这是间接统治，实际上我们根本并没有统治他们不是吗？”赵兴怡打断了胡适的话，对他的前半句自己非常赞同，但是至于最后的间接统治却不敢赞同，因为中国从没来没有间接统治过任何国家。

“就像朝鲜，3年的临时政府，15年共和普选，现在的韩国难道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我不否认我们对韩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韩国同样是中华联邦的成员，但是中央派驻专员不过仅只是象征性的存在，我们唯一对韩国的干涉或许就是教育，在当年的临时政府中，韩国政府各部部长均由朝鲜人担任，只有教育部长一职必须由中国人担任，这是为了保证了中国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政策在韩国的实施和贯彻。

如果社会下层人民不懂中文、仍然是文盲，他们将受到各种剥削者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普及中文的真正贡献在于使韩国劳动者摆脱其依附地位。使他们懂得自己的权利，并且知道如何去获得这种权利。而且绝大多数韩国人对这种扩大了的受教育机会的反应是热烈的。

随着韩国人在政府任职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对教育的支持也更大。不过教育设施始终是落后于需要的，无论什么地方，教育都被视为取得独立和政治进步的关键，我们的这种干涉实际上恰恰是为了帮助他们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进步，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不是吗？”

赵兴怡的声音稍顿一下，似乎是在心里整理一下自己的“论点证据”。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年国建期间，韩国在我们的帮助下，韩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有相当大的进步。我们把从欧洲受到工业互惠的利益之后，欣然把这种利益扩展给韩国人。

韩国的农业和工业改进了，新的制造工业和现代化技术传入了，交通运输现代化了，韩国的通货稳定了，而在做出这一切的同时，我们甚至没有索要经济上的特权，这与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并没有为我国的商人在韩国、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索要经济上的特权。特权？需要吗？”

胡适并不赞同赵兴怡口中中国并没索要特权的观点，有时候一些特权是极为隐晦的，很多看似互惠互利的法案，往往会将特权最大化的同时，加以层层为他国利益的伪装。

“根据共和12年《中韩关税法》、29年《中暹关税法》以及刚刚通过对中南特别关税法，中国和这些国家地区的贸易是相互免税的，看似非常公平，但是免税贸易使我国工业品在菲律宾市场上取得绝对优势，挤垮了其他国家的竞争者以及他们本国的薄弱的工业，当然不包括我们的投资企业，这使我国企业达到了独占这些新建国家市场的目的。

另一方面，则使他们对中国的依赖加深。一旦他们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势必影响到他们经济发展。我们是没有针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进入中国的限量。尽管如此，亦无法改变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垄断和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这一事实。自由贸易政策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了繁荣，但过分依赖中国市场，却使他们忽视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这种自由贸易对中国来说是真正自由的，但对这些国家来说却是不自由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暹罗，从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宪政，才不过一年的时间，他们进口总值的90％，出口中80％以上都是与中国贸易，还有一部分是同韩国的，其它国家被我们挤出了暹罗。如英国、西班牙、美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在过去的一年中与暹罗的外贸几乎等于零。

如果说英美列强的方法更直接的话，那么无非只是我们的做法更为隐晦而已，就像现在，国防军还没有打下缅甸和马来亚，国会就已经对缅甸、马来亚的独立问题进行讨论，同时准备邀请他们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来西北，设讨独立事宜，总之新殖民主义式政策恐怕是中央政府和国会唯一考虑的对这些新建国家基本政策不是吗？”

一开始挑开这个话题的王朴新点点头，接过了胡适的话题。“而且我们还和这些国家签订了军事条约。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