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条约和协定使我们可以在这些国家维持着一种军事基地网络，并对这些新生国家的军事力量形成某种控制和影响，国防军在韩国国民军中的顾问直到连级。

在泰国军队重组时，我们的顾问同样派驻进连级，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国民军组建过程中，也是如此，甚至他们的政府还委任很多华裔或有华裔血统将领。而且国会现在有意构建亚洲集体防务军事条约组织，这将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些新生国家军队的控制！”

“什么样的人新殖民主义者？”在赵兴怡的妻子为自己加满咖啡时，胡适轻轻靠着沙发，问道面前的众人。“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就是他们手中拿的是算盘而不是武器，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军人的作战服，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或是枪炮的威胁。

我们的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亚洲银行和亚洲经济复兴基金组织为首的捐赠者，但也包括我们派出的大使馆、商业银行和非政府组织人员、商人。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这些新生国家中悄无声息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胡适在说话时，看着桌上的咖啡，这些咖啡或许正是产自前法属中南那些“独立国家”的种植园中，或许以后汽车上的橡胶、饭桌上的大米、蔗糖等等，最终这些国家的经济复兴都将会服从于中国的市场需要，中国不会强制他们铲除自己的作物，但是会利用市场的杠杆让他们自发的那么做，就像国内的那些跨国公司一样，他们韩国、兰芳政府的影响力，甚至不逊于中央政府，他们利用市场控制了那些国家的经济、农业、工业。

赵兴怡仍然不愿意认同胡适的这种观点，尽管他说的或许是实话。“适之，你这么说未免把我们善意说的太过于阴险了，或许吧！其中就像你们说的那样，多少总有着一些经济、军事上的利益参掺与春中，但是也不要忘记一点，这些遭受了数百年殖民统治的新生国家在独立之初，他们的经济基础薄弱，政治局势不稳，他们需要在中国的帮助下，稳定经济、稳定货币、恢复农业、建立工业甚至建立军队。

韩国国父金白凡不是说过吗？中国在历史和和现在对韩国社会进步的最大、最持久的贡献不是物质利益方面，而是在教育、卫生、个人自由和政治觉悟方面，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韩国人千百年来的追求的时尚。如何认识这种文化变迁，如果适之你以“新殖民主义的观点”去看，他无疑是一种文化上的侵略，但是金白凡和韩国人呢？却把他视为一种社会进步。”

“也许……”赵兴怡放下自己手中的咖啡杯，“在亚洲有两个国家，一个我们给予全面独立地位的韩国，另一个是美国人口中所谓的民主典范的菲律宾，在18年前，菲律宾人的收入是韩国人的1.8倍，而现在韩国人的收入是菲律宾人的2倍，过去的34年来，菲律宾的进步远不及韩国的进步，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事实，菲律宾的那位奎松总统访问韩国期间，不是曾说过吗？韩国的经济上的繁荣，得益于完全的独立地位，同样得益于我国慷慨而无私的帮助。”

“或许吧！也许我们可以说，在他们的经济复兴中，我们的实业界会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他们的经济，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帮助他们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这是亦我们的战士，在菲律宾、在马来亚、在缅甸为之流血的原因！”

“而且在某一个方面，即便是我们对外采取的是新殖民主义，但是同样不要否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种政策受惠者不是吗？我们的企业，在这些国家的重建过程中得到他们的需要的定单，这是重建过程中的必然，我们不向他们提供贷款，他们有资金建立工厂、有资金修铁路、公路吗？

我们的企业不去投资，他们怎么开发自身的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实现国家经济上的繁荣，而且再反观我国的市场，免税的贸易，使得他们的农产品、矿产品在我国拥有强于他国的竞争力，这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繁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我们去控制他们的市场，而是我国的市场需求，导致了他们对我们的依赖性，实际上这于新殖民主义无关，而是在市场的带动下做出的适当的调整。”

在讲述这些时赵兴怡的神情变得似乎有些不太平静，一直以来自己都不赞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观，只要稍研究经济，也知道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的证据，不过是这些新生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市场做出的选择而已，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

“但他同样也说过，自1907年起，没有一个菲律宾人因为鼓吹独立被美国当局监禁或处死。有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诉冤的自由。无怪菲律宾人并没有组织秘密团体用武力的方法从美国的统治下恢复他们的独立。而在韩国，在过去十几年间，却有数万名鼓吹脱离中华联邦的韩国人，被强制服兵役，每年韩国军队中都有数千人无法忍受虐待而自杀！我们给予了他们自由，但却没有像我们这样去保证他们自由。”

胡适提醒着赵兴怡注意一个根本的事实，中国在自由上有着严重的双重标准，对于韩国那种主动的镇压，以及军队干涉政务，中国从来都是保持着沉默，毕竟那一切是有利于巩固中国在韩国的地位。

胡适的驳斥让赵兴怡一时为之顿结，的确，他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