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好！金光…金光必不负所托！”

祖宅里霎时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哭声。董婉清在巨大的眩晕和悲恸中，被搀扶着坐下。她紧紧握着那把钥匙，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眼泪无声地奔流，视线模糊一片。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虚弱和寒冷，仿佛整个世界的支柱在她眼前轰然倒塌，只留下她一人，立在寒冷的废墟之上。父亲走了，弟弟音讯全无，这片生养她的湘水湾，转瞬间变得冰冷而陌生。她成了这片土地上，唯一却又毫无根基的存在。

董婉清强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如同被抽去了筋骨。

父亲的葬礼，这维系着她与故土最后一丝血脉亲缘的仪式，她必须亲自主持。

然而，董三依旧杳无音信。

说是去了汕头，却又寻不见人。峰市木坊的生意，虽然正常。三个月前是在峰市。但就是没有回音。

这个堂弟，仿佛人间蒸发。巨大的失落和愤怒啃噬着董婉清的心，更添了葬礼一层凄凉的底色。

灵堂就设在正厅。八仙桌蒙了白麻布，中间供着董老板的遗像：黑框里，他穿着藏青长衫，眉眼还带着平日里的稳当。香炉里插着三柱香，青烟绕着“音容宛在”的挽联打旋儿。供桌下堆着金箔纸叠的“元宝”，烛台上的白蜡烛淌着泪，把“董府治丧”的红绸映得发暗。

道士来过了，说董老板“寿终正寝”，停灵三日，择了卯时入殓。这几日，吊唁的人不断。米行的陈老板提着两坛陈年花雕，布庄的周掌柜捧来素色绸缎，连街口卖糖画的老张都捏着糖人，红着眼眶放在供桌上。

卯时三刻，天刚擦亮。傅鉴飞换了麻衣，戴着竹篾编的孝帽，跪在棺木前。棺材是上好的楠木，漆得油亮，棺盖上用金粉描着“福”字——这是董老板生前定制的，说“死了也要体面”。

婉清捧来一套青布寿衣：上衣是对襟，袖口绣着云纹；裤子宽松，裤脚扎着红绳——按老辈说法，红绳能拴住魂儿，不叫它走散。董老板的手已经冷了，婉清给他套袖子时，手指直抖：“伯，你最不爱穿新衣裳，可这衣裳是你自己挑的……”

道士摇着铃铛，口中念念有词。两个帮工抬着棺盖合上，又用钉子钉死。“咔嗒”一声，王氏瘫坐在地，哭声撞在棺木上，惊得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散。

出殡那日，天阴着。送葬的队伍从董府门口排到巷口，足有半里地长。最前面是“开路先锋”，两个壮汉举着纸扎的“金童玉女”，纸人儿穿着绫罗绸缎，手里捧着“引魂灯”；接着是吹鼓手，唢呐吹得呜呜咽咽，锣鼓敲得震天响；再往后是四个抬棺的，都是董老板生前的伙计，光着膀子，腰里系着红布——他们说，董老板待人不薄，抬他最后一程，值。

傅鉴飞、傅金光、傅善余扶着棺材走，麻衣上沾着草屑。婉清捧着“魂幡”，白纸幡被风卷得猎猎作响。路过的街坊都跪下来，有位老太太颤巍巍喊：“董大善人呐，去年我家断粮，是你送了两袋米……”话没说完，就被哭声淹没了。

队伍走到城门口，纸扎的“金山银山”“车马轿辇”被点燃。火苗舔着“金元宝”，映得每个人的脸都忽明忽暗。婉清突然挣开众人，扑到棺材前喊：“阿伯！你答应去看汀州看善余的的……”话音未落，被傅鉴飞抱住。

第七日是头七。按规矩，逝者的魂魄会在子时返家。董府上下避在偏房，只留王氏跪在灵前，供着一碗米饭，上面插着三炷香。

头七法事按着最古旧的规矩，铺排得一丝不苟。八位身穿黑袍的道士，手执法器，绕着那口厚重的、刷着深朱漆的楠木棺材，日夜不断诵念着《血湖经》和《度人经》。悲怆的唢呐撕裂潮湿阴冷的空气，锣鼓铙钹敲打出令人心碎的节奏。纸钱燃烧的青烟带着呛人的气味，一缕缕盘旋上升，弥漫在整个灵堂和大宅上方，如同无数无法超脱的冤魂在徘徊。来吊唁的多是湘水湾的乡邻，以及一些当年受过董老板庇护的老木排工、船老大。他们带来粗糙的香烛纸钱，对着灵位恭敬叩拜，脸上多是真诚的哀戚和深深的惋惜。偶尔有人低声谈论着山外的局势，北伐军似乎已打到邻省，风声越来越紧，人心惶惶，更衬得这董家大宅内的丧事，像是一场旧时代最后的、盛大的告别仪式。

董婉清披麻戴孝，跪在灵前，木然地一一还礼。火光在她脸上跳跃，映出深重的悲哀和无法言说的疲惫。每一次俯身叩拜，每一次聆听那撕心裂肺的哀乐，都像是在将她与这片土地的根系一丝丝斩断。听着乡邻们用土话说着父亲年轻时的豪迈、生意场上的精明、对乡里的照拂，她心如刀绞。这一切，连同父亲的音容笑貌，都将随着这口棺材，永远地埋入湘水湾冰冷的泥土之下。

头七过后，最后一个头磕下，最后一张纸钱化为灰烬。

天快亮时，道士来收了供品，说：“董老板魂归极乐，往后家门清净。”王氏望着空了的灵堂，把那半本账册收进木匣——那是董老板最后没算完的账。

灵堂撤去，空荡荡的大厅里只余下刺鼻的香烛味和挥之不去的阴冷。

傅鉴飞陪着董婉清站在恢复冷清的祖屋厅堂中央，环顾四周。雕花的梁柱、磨损的桌椅、悬挂的字画……每一件都浸透着董家几代人的气息。但此刻，它们全都失去了魂魄，变得陌生而冰冷。没有了父亲，没有了母亲，连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也不知所踪，这座承载着无数记忆的老屋，对她而言，只剩下空洞的回响和无尽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