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舔舐着那些发黄的、写满黑色字迹的纸张。薄脆的纸张在火焰中扭曲、卷曲，化为黑色蝴蝶般的灰烬，被凛冽的山风卷向高空，纷纷扬扬，如一场黑色的雪，无声地宣告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无数双眼睛紧紧追随着那些飞舞的黑灰，看着那些曾经压得他们祖祖辈辈直不起腰的“命债”，在火焰中化为乌有。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压抑的呜咽声，那不是悲伤，而是卸下千斤重担后的狂喜与难以置信。

“烧得好啊！”赖四牯第一个嘶吼出来，声音带着哭腔和极致的畅快，“烧了它！烧光这些吸血的符咒！”他的泪水模糊了视线，仿佛看到自己病榻上的妻子脸上也恢复了一丝血色。

紧接着，是分粮。打开赖家深挖在地下的巨大粮仓时，那堆积如山的金黄稻谷在昏暗的仓房里散发着令人眩晕的光芒。按照农会骨干的登记和张涤心定下的原则，赖四牯家分到了三担谷子——这足够他家熬过这个冬天，甚至能给妻子换些药了。当沉甸甸的谷子倒进他家带来的破箩筐时，这个饱经风霜的老农再次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其他几十户贫雇农也依次领到了救命的粮食，一张张菜色的脸上绽开了如释重负又充满希望的笑容。

张涤心看着眼前的一切，心潮起伏。他转身对身边的通讯员低声吩咐：“去，立刻派人去湘湖，联系刘克范同志！就说萝卜坝的盖子揭开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急需他们乡苏的同志过来，主持分田的具体工作！特别是要依靠像丁南芝这样细致、懂政策的女同志，把《兴国土地法》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落到实处！山林随田分、池塘归村有的细则，也要靠他们来落实！”

通讯员应声而去。张涤心望着那些捧着粮食、脸上洋溢着希冀的农友们，又望了望村中那座依旧森严但已被革命风暴掀翻了屋顶的赖家大院，感到一股沉甸甸的责任和力量在胸中激荡。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基础，而万丈高楼，将从这夯实的泥土中拔地而起。

当萝卜坝的火焰烧尽旧契、新粮入仓的消息传到邻近的湘湖时，刘克范正被一堆焦头烂额的事情缠得脱不开身。他坐在乡苏维埃那间四处漏风的祠堂办公室里，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手指烦躁地敲打着桌面上一份写得歪歪扭扭的报告。

“吵！吵！吵！”他对着坐在对面同样一脸愁容的年轻文书抱怨，“从上月分了黄家的田，这南山坳和北坡的人就没消停过！为了一条田垄的归属，两家人差点在田里打起来！都说对方家的地界划多了，占了自家的肥地！还有西边那片林子，以前是公山，现在按政策要随田分下去，好家伙，靠近林子的人家自然欢喜，离得远的，特别是没分到山边田的，意见大了去了，说这不公平！连带着对乡苏都有怨气！说我们一碗水没端平！”他拍着桌子，满是无奈，“这《兴国土地法》是好，‘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道理都对，可落到具体的一个山坳、一块水田、一片林子头上，咋就那么难掰扯清楚？差一寸地，少一棵树，都是天大的事！”

这时，他妻子丁南芝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红薯粥走了进来。她比刘克范小几岁，眉眼清秀中透着股韧劲儿，穿着乡苏女干部常见的蓝布褂子，袖口挽起，显得干净利落。她把粥放在丈夫面前，看了一眼桌上的报告，又看了看丈夫紧锁的眉头，温声道：“急有啥用？坐下来慢慢说，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吵吵闹闹才是常态，说明乡亲们真把这些田啊地啊山啊当自家命根子了，这是好事。”

刘克范端起碗，胡乱喝了两口，依旧愁眉不展：“好事是好事，可这架吵起来，伤了和气，耽误春耕怎么办？你是没看见，昨天南山坳的老张头和北坡的李老栓，两老头子在田埂上吵得脸红脖子粗，要不是有人拉着，锄头都抡起来了！为的就是一条不到三尺宽的田埂！老张头说田埂该算他地界，李老栓说田埂是公用的，该归两边半分！这…这叫我怎么断？”

丁南芝在他旁边坐下，拿起那份报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能动手打起来，说明我们工作还是没做到家。光把田地按亩数、人头分下去，指个大概位置，那肯定不行。田跟田不一样，山跟山也不同。关键是要‘标准’！要细致！”她抬起头，眼神亮晶晶的，带着一种属于女性的务实和耐心，“我记得《兴国土地法》的补充说明里提过，分田要按产量定好坏，不能光看亩数。肥田瘦田要搭配开，让每家的收成能差不多。还有山林，也不是说靠近谁家田就归谁，要按人口劳力，分到户头，或者划成片，几户人家共同管一片。池塘也一样，归村集体所有，大家都能用，但由农会统一管水。这些章程，得掰碎了，揉烂了，让每家每户都明明白白才行。”

刘克范叹口气：“道理我都懂，可做起来难啊！乡苏就这么几个人，识字的不多，腿都快跑断了，也跑不完那么多坳！”

“那就发动群众！”丁南芝毫不犹豫地说，“农会不是摆设！把各村各坳那些说话公道、办事细致、在乡亲里有点威望的老农、贫农骨干找来。先培训！把政策彻底讲透，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标准统一起来。然后，让他们各回各村去，带着乡亲们自己‘踩田’！拿着绳子、竹竿、石灰粉，带着田契底册，一块田一块田去丈量，去登记，去评议肥瘦等级。田埂、水沟、山林的边界线，当场就划清楚，撒上石灰线！让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