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二：最后的布局与失算

萧鸾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开始安排后事，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继续清除潜在威胁。直到临死前，他还在下令处死某个远支宗室。这已经成了他的强迫症：看到姓萧的有点能力就睡不着觉。

第二，给儿子萧宝卷安排辅政大臣。他选了六个他认为可靠的大臣，实行集体领导制，大概是想互相制衡。

这个安排又暴露了萧鸾的逻辑悖论：他自己是通过当辅政大臣篡位的，现在却认为别人不会这么干。这就好比一个通过黑客手段当上网站管理员的人，认为其他管理员都会老实遵守规则。

场景三：死亡与谥号

永泰元年七月三十日（498年9月1日），四十七岁的萧鸾在病痛和恐惧中去世。谥号“明皇帝”，庙号“高宗”。

“明”这个谥号很有意思。在中国古代的谥法体系中，“明”属于美谥，代表“照临四方”、“谮诉不行”。但历史上被称为“明帝”的，往往都是复杂人物：汉明帝严厉，魏明帝奢靡，晋明帝短寿。萧鸾加入了这个“明帝俱乐部”，也算恰如其分。

他死后被葬在兴安陵。但这座陵墓没能给他带来安宁——十几年后，侯景之乱中，南朝众多皇陵被盗掘，其中可能就包括他的陵墓。这倒是一种残酷的对称：他生前让人不得安宁，死后自己也难得安宁。

第六幕：历史评价的罗生门——屠夫、能吏与复杂人性

场景一：同时代人的沉默与暗示

萧鸾死后不久，南齐就灭亡了。继位的萧宝卷比他爹还荒唐，短短几年就把国家折腾完了。502年，萧衍篡齐建梁，史称梁武帝。

梁朝官方修《南齐书》时，面临一个难题：怎么评价萧鸾？修史者萧子显本人是南齐宗室（鄱阳王萧恢的孙子），梁朝官员，身份敏感。

他的写法很微妙。《南齐书·明帝本纪》的赞语说：“高宗傍起，宗国之庆。慕名俭德，垂文法令。兢兢小心，察察吏政。沔阳失土，南风不竞。”翻译过来：这位旁支上位的皇帝啊，对宗室来说真是“惊喜”（其实是惊吓）。他仰慕节俭的美名，颁布法令，小心翼翼，明察秋毫治理国家。但沔阳等地丢了领土，国运不昌啊。

每句话都像在夸，但连起来读总觉得哪里不对。“宗国之庆”明显是反话；“慕名俭德”暗示他是作秀；“兢兢小心”形容他疑神疑鬼；“南风不竞”直接说国力衰退。这就是古代史官的春秋笔法：骂人不带脏字。

场景二：后世史家的定性

到了宋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助手胡三省在注释中说得更直白。他把萧鸾和王莽、司马师并列，认为他们都是“始以伪行得国，终以酷虐失国”的典型。

这个评价很重。王莽是儒家眼中的“乱臣贼子”标本，司马师是曹魏的篡逆权臣。把萧鸾和他们放在一起，等于在历史耻辱柱上给他钉了个位置。

但有趣的是，历代政治家对萧鸾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谴责他的残暴，另一方面又暗中研究他的权术。比如他如何从辅政大臣一步步夺权，如何清除政敌，如何巩固权力——这些都被记录在史书里，成为后世权臣的参考教材。

场景三：现代历史学的多维解读

从现代视角看，萧鸾现象可以从多个维度分析。

心理学维度： 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强迫行为。早年的不安全感在获得权力后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因罪恶感而加剧，导致病态行为。

政治学维度： 合法性危机与过度补偿。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权力的人，往往需要加倍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从而出现行为分裂：一边残酷镇压，一边表演仁政。

社会学维度： 宗法制度下的身份焦虑。在强调嫡庶长幼的宗法社会里，旁支篡位者的心理压力远超现代人想象。

管理学维度： 恐惧驱动的领导力悲剧。当领导者所有决策都基于恐惧时，组织就会进入恶性循环：越控制越失控，越镇压越反抗。

第七幕：现代启示录

第一课：权力安全感的永恒悖论

萧鸾的故事核心是一个悖论：他越是追求绝对安全，就越不安全；越是清除威胁，就制造越多威胁。

这在现代组织和企业中也常见。有些领导者上任后，第一时间清除前朝旧臣，排挤有能力的下属，只重用绝对听话的人。短期内看起来权力稳固了，但组织也因此失去了活力和创新能力。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发现身边只剩下一群唯唯诺诺的庸才。

萧鸾的教训是：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消灭所有潜在竞争者，而是来自建立健康的制度、培养团队的忠诚、创造共赢的环境。就像治水，堵不如疏。

第二课：合法性的双重来源

萧鸾试图用绩效合法性（我治国治得好）来弥补程序合法性（我得位不正）的缺陷。这套策略短期有效，长期失败。

现代社会中，领导者的合法性同样来自两个方面：程序合法（选举、任命符合程序）和绩效合法（确实能干出成绩）。两者缺一不可。一个通过不正当手段上位的cEo，哪怕把公司业绩做到行业第一，在员工心中依然是“那个篡位的”。而一个合法上任但毫无作为的领导者，同样难以服众。

萧鸾的悲剧在于，他以为前者可以完全替代后者。事实证明，罪恶的源头会污染所有的下游。

第三课：恐惧决策的识别与规避

萧鸾是“恐惧驱动决策”的极端案例。他的每个重大决策——屠杀宗室、过度集权、痴迷方术——都源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