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一个人在房间里做作业时的精神支柱。

有一天，奶奶下班后从皮包里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她笑着说：“梁左，我今天实在想不出给你买什么来吃了，你牛肉干肯吃的吧？”奶奶的笑容很像一个做了没把握的事情等着大人来评判的小姑娘……

我从小就没有什么乳名爱称之类，奶奶就叫我“梁左”，一直到大。我不记得在上海的两年中奶奶曾抱过我、亲过我，也不记得奶奶曾训过我、骂过我，她就永远是那样和颜悦色的，那样从容镇静的，那样不悲不喜的——奶奶不到二十岁就做了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岁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明朗的校园生活，严酷的对敌斗争，在她身上竟达到如此和谐如此完美的统一……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6年的那个暑假，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夜，奶奶果断地决定让我——一个刚刚八岁半的男孩儿——一个人乘火车返回北京。在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奶奶的笑容中带着一丝惊恐和忧虑，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却久久地留在了我的心间……

这时，我又产生了一种站起来在屋里转两圈的冲动，我点燃一支香烟，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一边心里暗笑——可见说了别人坏话的人总归要遭报应的！假如我当初不是那么不厚道地嘲笑别人因为老作家之死而表现出来的悲痛，那么如今从小把我带大的我自家的老祖母死了，我别说在没人的地方转两圈儿，我就是跑到人多的地方哭两声，又有什么不应该的？你们谁还能说我什么？

镇定了一下情绪，我开始考虑对策：姑妈让我通知“在京亲友”，而所谓“在京亲友”其实也只有我们一家，其余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地以至国外，估计全部赶到上海至少需要三四天的时间，葬礼最快也要拖到那个时候才能举行，所以我完全不必“速来上海”，三天以后再动身谅也不迟。

主意打定，我随手翻开记事本，一边在三天后的日程中记上了“赴上海奔丧”，一边查看自己这两天的日程安排。看着看着，我忽然发现，不光今天，未来几天的日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安排得很满，但都很乏味——

今天晚上是两场饭局，一是一家小报的总编，一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前者是想约我为一位刚刚走红的女影星写一篇捧场文章，后者是想商谈拍摄产品广告事宜，都是我不感兴趣而又不得不去应酬的——我原计划先赴总编的约，提前退席后再赴老板的约，估计饭后老板还会安排歌厅桑拿之类的活动，这样我将很轻松也很无聊地混过一个夜晚；

明天下午要和深圳一家什么娱乐公司的总裁商谈一个合作项目，由他们摄制发行、由我策划编剧一部百集的轻喜剧，我对这次合作压根儿不抱什么希望，我觉得那位总裁完全像一个商人而且还是个奸商，哪里配搞艺术？

——晚上是一位朋友的生日聚会，饭后肯定又是牌局，无论是麻将牌还是北京最后流行的“锄大D”，都曾使我短暂地着迷过一阵儿，但我现在早就都没有兴趣了；

后天晚上是一次中学同学们的小型聚会，为着欢迎一位回国探亲的女同学——我当年对这位女同学倒是很有几分好感，私下里也常偷着叫“姐姐”的，二十多年不见，算来她现在也是四十岁出头的中年妇人了，岁月无情，不聚了也罢？况且我现在在中学同学中算是混得不错的了，大家嘴里不说心里一定是不平衡的，除非我插科打诨、赔笑服软、掏钱买单才能找回这种平衡——你们平衡了那我怎么办？我是该你们的还是欠你们的？

接下来的几天中还有一位女演员的婚礼，一座饭店的开业，一家电视台的现场采访，还有一位长期在国家机关里工作的老领导想约我去谈谈当前的影视创作问题——我大学刚毕业时就是分配在他手底下工作的，据说老领导参加革命前也是酷爱文学，现在离了休，想必天天在家靠电视打发日子，难怪能发现什么“影视创作问题”呢！

我合上记事本，突然感到一阵厌倦和迷惘。

难道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寻呼机。寻呼机静静的。朋友们大都知道我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所以通常要到下午甚至晚上才会有人呼我。现在只有姑妈留下的那条信息孤零零地显示在那里：奶奶于今晨六时五十分突然病逝……奶奶突然病逝……奶奶病逝……

不用再犹豫了！我果断地拿起电话，拨通了我在那里挂名为“总监”的好来西影视策划公司，通知司机立刻开车过来，送我去飞机场。

做出了这个决定，我感到一阵轻松。我于是开始整理行装，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轻松的工作——我有一张根据多年出差的经验反复修订过的“出差必备物品一览表”，只要按照表中的要求，把所列的物品一样一样地放进密码箱中就可以了。

收拾好行装，我看看还有几分钟时间，于是又重新整理了一下房间，把办公桌上的物品码放整齐，把喝剩的茶水倒掉，把杯子洗干净——我希望远行归来后一进门就有一个清洁的环境来迎接自己。最后，我检查过煤气水电，关好门窗，穿一件银灰色的夹大衣，提着密码箱飘然走下楼去——正像我估计的那样，我下楼后不到一分钟，司机已经把车停在了我的身边。

在去机场的路上和起飞前的一段时间里，我用手机一连打了二十几个电话，首先以“奔丧”为理由取消了一周内的所有约会；接着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