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记里如何记法，朋友来了也常把日记给朋友看，可见其目的就是“传世”。最妙的是有一回，他在日记上写他儿子骂一位周太太“鄙吝势利”，又写他自己是如何教训了儿子，儿子又是怎样的“帖然无词”，其实儿子并没有骂人，是他自己对那位周太太不满意，所以故意用这种皮里阳秋的笔法来发泄一下的——您说，像这种日记能靠得住吗？

再以我不大佩服的周作人先生为例，他当初的日记或许还是“实录”，但“文革”前由于生计关系，要将部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时，就大大地做了一番手脚。比如关于世人瞩目的“兄弟失和”问题，他自己就承认有若干字的内容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又如在60年代前后，他的日记中常有与日本老婆“不快”的记录，什么“无故生气有似病发”“几不可与语动辄得咎”“临老打架”“真恶魔也”等等，而他在1963年某日的日记背面竟特意加了一条说明，说什么他老婆“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这又如何能让人相信呢？

就如他与许广平的矛盾，按他的说法是“只因为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安夫人”，这就简直是拿我国众多的鲁迅研究者的常识在开玩笑了。

我怀疑他所谓“余弟兄皆多妻”云云，完全是绍兴师爷的笔法，既攻击了大哥三弟，又暗暗地给了许广平一击——他是至死都不承认她的“家嫂”的地位的。

60年代初，随着《雷锋日记》《王杰日记》的公布，在我国的青年男女中更加空前地兴起了一阵“创作”日记以备“伟世”的风气，以“文革”时期为最。这种日记因为是要写给别人看的，所以就难得有什么真情实感，甚至也难得有什么实话，其“史料价值”就不是“多少”而简直是“有无”的问题了。我在潘家园也收到不少这类日记，其中有一本是“文革”时期一个刚进工厂当徒工的十七岁女孩子写的，试摘录其中略有内容的几则如下——

1971年3月1日　星期一

今天又换了新的日记本了，我要努力纠正以前写日记的缺点，要丢掉那些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那些悲观、低沉的东西。在这部新的日记中，要有活力，有战斗性，使人看了信心十足，干劲倍增，受到鼓舞，受到启发，把这部日记变成红彤彤的革命史册。

1971年4月19日　星期一

今天有一同志同我谈：说出师以后的打算，是不是搞一些基本建设，如买手表等。我觉得买表倒是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七亿中国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也是工作需要方便。可是对于自己来说，好像没有必要过早地戴表。重要的是思想，万不可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