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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风景很美。二十年前轰动一时的新发现的曹雪芹故居就在这里，相传他的《红楼梦》也是在这儿写成的，有他友人的诗句“不如著书黄叶树”“庐结西郊别样幽”为证。如今这里已被辟为曹雪芹纪念馆，离我们住的招待所只有几百米之遥，我们工作之余去参观了两回，结论是：写不写书两说着，这么清静的地方要养老还是不错。

于是我们就想到了老，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

说来也怪，我现在不过三十几岁，却常常有一种“老冉冉其将至”的感觉。虽说咱社会主义老有所养，不必为衣食操心，即便儿女不孝还有组织，但老年人毕竟不同于年轻人，总要有一种新的活法，所以也该早做安排。

记得有一次，姜昆和他的兵团战友们办了一个名为“难忘黑土地”的知青生活回顾展，邀我参观。我因为也曾赶上过插队落户的末班车，心中也隐隐地埋藏了一段“知青情结”，所以看得津津有味。和我们同去的还有姜昆十二岁的女儿姜珊，她显然是被父母硬拉来受教育的，如今的小姑娘心中的偶像早都换成了港台歌星，看这种恍若隔世的展览自然味同嚼蜡——只是一个劲儿地催我们快走。看完以后姜昆问起观感，大家都连声说好，唯姜珊小声嘟哝：“一点都不好看，没意思！”说得姜昆和李静民——姜昆夫人，也是他的兵团战友——都火了，批评女儿是蜜罐里泡大的，不知道爹妈当年受的那份苦，身在福中不知福，等等，等等。

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老了，我们和年轻的一代之间已经产生了代沟，而且我们正不知不觉地重复着我们上一代人对我们的做法——当年我们的爹妈不也总爱喋喋不休地唠叨他们在旧社会受的那份苦、那份罪，也不管我们爱听不爱听，还美其名曰“忆苦思甜”吗？

1993年春节，上海《文汇报》效仿前贤，搞了一次“我梦想中的未来的中国和未来的个人生活”征文，说是三十年以后再来对照。王朔和我同时接到稿约，正好有一次朋友聚会，便一起探讨起来——

关于未来的中国，我们一致认为肯定比现在要好，这是不必说的了。

关于未来的个人生活，王朔建议我们仍然当作家，我问，我们七老八十那会儿写不出东西来怎么办？王朔笑道。我们可以写些信春致马羚妹——当时马羚正在旁边看着我们笑——问她现服什么药、吃多少饭、摔伤的腿可好些了、家中养的花草长势如何、并说些我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不能前来探望遥祝吾妹新春快乐健康长寿等等闲话，你想九旬老作家致信八旬女演员多么难得，必有报刊愿意发表，这就算创作啦！我说这样未免过于无聊，王朔又出主意，那你可以写写“回忆《我爱我家》创作的前前后后”之类，我也可以写些“关于《爱你没商量》的二三事”什么的，到那时这些都是史料，你信不信？我说我信是信，但我不相信这种文章一定要等到老糊涂了以后再写。

我们老了以后，写的文章若超不过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不要再硬写了；教育年轻人时若人家嫌你烦，也就不要再自讨没趣了；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譬如西山——安安静静地养老，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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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结西郊

死了以后什么样？

鲁迅写过几篇文章，从头发说到牙齿，从牙齿说到胡须，有人嘲讽他：再这么说下去，就该说到屁股了。鲁迅感叹道，中国人在别的事情上想象力倒还有限，唯独一涉及人体，怎么就会那么浮想联翩地一直想下去！譬如人家洗了脸洗了胳膊洗了手，他就想到下面该洗屁股了；譬如外国妇女闹解放除去了面纱，他就想到再解放下去她们就该光着屁股上街了……

要不说“国民性”难以根除呢，直到今天，我也未能免除这种“联想”的思维方式，在上篇文章中说到“老”，在这篇文章中就要来谈谈“死”了。

几年前，妻子不知从哪儿听说有一种“猝死症”，而且多于半夜两三点突发于青年男性身上，于是回家吓唬我说，你晚上要注意呀！可别睡得太死就睡过去啦！那时我们的女儿还小，妻子半夜醒来替她盖被，总要顺便把手伸到我嘴边试试还有气儿没有，弄得我哭笑不得。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其实，也用不了一千遍，有个三遍五遍就差不多了。我被妻子吓了几回，就坚信自己是迟早要“猝死”的，于是早早做了安排——就为死后给妻子、给家人、给领导、给群众留个好印象。婚前曾有过几次不成功的恋爱，昔人已去，情书犹在，这时只得付之一炬，避免留下把柄；婚后也曾有些女孩对我表示过好感，个别胆大的还赠有玉照几帧，也只好一并烧了，免得留下后患；前几年断断续续还记过一些日记，对领导对上级对国家对时局颇多议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此时也一并销毁，恐有碍语焉。至于历年所得的奖状之类，当然都摆在最为明显的位置，便于整理遗物的人一眼看到，也好择其要者作为成就写入悼词……如是等等整理完毕，也就百无挂碍了。

后来想想又有点儿可笑。古人云，“死后原知万事空”，人都死了，贾宝玉所谓“化灰化烟”了，还要考虑给别人留什么好印象！

后来想想又有点儿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