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的心理，恐怕亦不能算牵强吧？这么说这段相声还相当超前地敏锐，相当有深度呢。”

1992年国庆节期间，报载——

首都天安门广场张灯结彩，铺满鲜花翠柏，充满节日气氛，并新设了灯光喷泉等游乐设施，吸引了数十万北京市民扶老携幼前往观看。

1992年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新闻——

素以政治广场著称的上海人民广场如今面貌一新，修起了购物中心、停车场，用以方便群众生活；上海一位负责市政设计的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假如我们一事当前先要问一问姓“社”姓“资”，那么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1993年4月，文化部所属中国艺术研究院在京召开“姜昆梁左相声作品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四十余位中外学者系统地讨论了姜昆梁左近年来的相声创作，一致认为《特大新闻》和《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着急》一样，是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和最成功的作品。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曲艺》杂志等全国数十家新闻单位报道了会议消息。

在此之后，各地报刊报道——

人民大会堂开始经营各种标有“人民大会堂”字样的小商品，后来又扩展到日用百货，烟酒果茶，服装鞋帽……；

人民大会堂开始对外租借闲置厅堂（需省级单位介绍信）；

人民大会堂开始对外承办各种宴会，一桌最低标准三百元左右；

人民大会堂成立综合服务开发中心，该中心已开发和正在开发的项目有：面向社会招生的厨师培训部，与广东健力宝集团合资的“健力宝北京联富公司”，中外合资的“华堂食品快餐公司”，一个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一个出租汽车公司，一座星级宾馆……

话说相声

横竖是骗，为何不骗人笑？

《扬子晚报》的鞠健夫同志来北京采访我，亲不亲，故乡人。又听他说起家乡人民对我写的相声作品都很熟悉，心里觉得特别高兴。

我生在北京，老家在江苏省的南通市。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回老家，看着那深宅大院，那古旧潮湿的老屋，心里总有一种灰暗阴冷的感觉。幸亏那时我十三岁的小表妹（她现在刚刚做了母亲）总陪我到野外去玩，我们一起折下嫩绿的柳枝，在草地上奔跑嬉闹，这才觉得稍稍明亮温暖了一些。后来读唐诗，“今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乡情”，总觉得好像是专门为我写的，即文化人所谓“勾起了悠悠乡情”之类。

如今涉足文艺界，虽不敢说家学渊源，但也事出有因。我家祖辈虽说是经商的——听说是又开钱庄又开当铺，总而言之是千方百计地盘剥劳动人民——但也出过几个文艺爱好者，在大院里办了个“小小剧社”，后来驰名中外的大艺术家赵丹、顾尔已当时都是这个剧社的成员。现在老家亲戚中搞文艺的也不少，比如上海的导演梁廷铎，南京的作家顾尔镡，都算是跟我爷爷一辈儿的，不提也罢。

还有写评论的顾小虎，拍电影的顾永菲，论辈分我也该叫声“叔叔”、“姑姑”什么的，好在小虎和我是好朋友，于是就改称“小虎兄”了（当着他爸爸可是不敢）。

我的事业也是在家乡起步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南京的《青春》杂志上，题目叫《中学时代的朋友》，那年我二十岁，正在北大读书。那篇小说与相声一点儿也不沾边儿，是一篇地地道道的纯情小说，高晓声曾撰文说它“别具一格”，能使人产生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当然是他那个年纪的人说的话，我们当时可确确实实地正在“美好”之中呢！小说发表后获得了首届“青春文学奖”，我还收到了好多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当年的“纯情少女”写的。算来她们现在也是三十岁的人了，如果和丈夫、孩子一块儿读这篇文章，大约也只能剩下“美好的回忆”了吧？

后来《青春》又发过我的《大荒山纪实》《决战前夕》《家庭会议》等作品，可就有点“幽默”的意思了。我开始写相声以后就告别了小说，告别之作也是在《青春》上发表的，题目叫作《大海边有一个小姑娘》，先别说内容，单看这题目，你就知道该有多么的“纯情”啦！

我改行写相声是因为我喜欢相声的幽默。生活已很沉重，活着也不轻松，如果闲暇时欣赏的文艺作品还是那么沉甸甸的，岂不太累了？先不说那些感人肺腑、令人深思、发人猛醒的传世之作，就说“纯情”吧，大多也是要骗骗女孩的眼泪的。人家女孩活得也不容易，若长得稍差些，难免自怨自蹉，自暴自弃；若生得稍好些，又难免同班的男生、邻居的男孩，乃至电影院里偶遇的陌生男青年的苦苦追求，真是一肚子苦水没处说，平日里还要装出天真烂漫的样子来，你说难不难？横竖是骗她，你干吗非骗她哭，不骗她笑呢？

不过，写相声本身却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忘了是老舍还是哪位大作家说过，相声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难写的一种。难写是一方面，写完了，要想把它在舞台上演出来，在电视里播出来，更是难上加难——不提也罢。

本来想随便聊几句的，没想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写就是好几千字，也不知道人家《扬子晚报》给不给登，也不知道是节前登还是节后登——若是节前，就算我给家乡的读者拜个早年；若是节后，就算拜个晚年吧！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春晚十年

1992年。

农历壬申年。

猴年。

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