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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革命晚节的“活烈士”李玉安;
滞留大陆苦苦思乡的台湾籍老兵……
1989年,还曾大胆设想在零点钟声以后请邓小平同志亲自向全国人民拜年,而且经过再三考虑,只为他设计了一句台词——
“我以一个中国老人的身份,给大家拜年!”
这个场面如果播出来,想必效果一定是不错的,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不过最后还是请到了邓颖超同志,当然是事先录的像。
1990年登峰造极,竟然真把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双双请来晚会现场,由他们讲了几句拜年话,博了个满堂彩。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种场合自然要表扬晚会节目精彩,感谢演员辛勤劳动,无形中也就变成中央领导对这年春节晚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你就是再想批评也有点儿不好意思开口了。
不过,这种方法(行话称为“借腕儿”,即借别人的名气为我所用)也只能偶尔一用,若是没完没了一个劲儿地用也就不新鲜了。
况且,说白了,这种方法就算用得再多再好也与文艺晚会本身关系不大,算不得什么突破和创新。
比如,春节晚会的串联方式能不能变一变?
1989年的元旦晚会是由阎肃撰稿的,他设计了由陈佩斯朱时茂以竞争主持人的方式来串联整个晚会,令人耳目一新。这台晚会在中央电视台历届元旦晚会中属于相当出色的。当然,晚会的节目也十分精彩,有的节目甚至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例如我和姜昆创作的《特大新闻》,例如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侯辅导》——但阎肃独具匠心的串联方式也无疑是晚会成功的重要原因。
1990年的春节晚会指定阎肃参加撰稿,大约也是想在形式上来点儿突破。在晚会的整体设计阶段还找了一群人帮着出谋划策,我也忝列其中。
当时,阎肃提出把晚会分割为歌舞、曲艺、戏剧(含戏曲和小品)三大块儿,在同一个演播室中搭三个台,给人感觉又像一个大型的综合性晚会,又像三个小型的专题性晚会,虚实结合,明暗相间,运用多种方式将其串联为一个整体。
大家听了也都很感兴趣,纷纷献计献策:可以用字幕、主持人、歌星笑星、演员自报,尤其是“戏中戏”的方式来串场:
——不甘心当配角的陈佩斯挥舞着手枪到舞蹈场上去抓八路军……
——姜昆唐杰忠误入歌唱阵地因而有了《学唱歌》……
——相声这边儿正说着《亚运之最》,歌舞那边儿又唱起了《亚洲雄风》……
不过,这种串联方式虽然有新意,但能否成功谁也不敢打包票;而且即使成功也不过是小改小革,倘若失败却极有可能引发像1985年那样的轩然大波!
思来想去,还是稳妥为好。
最后决定有限度地采纳这一方案——
不搞三大块儿而搞成三个演员代表队,每个队还有正副队长什么的;
观众则分为三个啦啦队,分别穿上三色服装;
主持人以裁判的面目出现;
整个晚会以竞赛的形式串联。
若说没改革呢,也多少有点儿创新。
要说有提高吧,也没太大突破。
旧瓶装新酒?我们这瓶子也经过了改装呀!
换汤不换药?我们这药里也算另加了两味嘛!
得啦,白马非马,就这么着吧!
晚会播出以后效果平平,没人说好,也没人说不好。不过,春节晚会办到这个地步,只要没人说不好也就算很不错了。
比如,春节晚会能不能多用些电视手段来扩大容量呢?
1991年的“七一”晚会是由青年导演赵安执导的,他善于运用各种电视手段,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节目进行中穿插大量画面和镜头,以丰富节目内容。
例如一般晚会的歌曲节目,镜头只是对着歌星,最多再来个剧场全景或观众画面,赵安却能够根据歌曲内容而自由驰骋——相当于当今流行的MTV。
在“七一”晚会的一首歌颂党的歌曲中,随着歌声,赵安在屏幕上先后展现出:
——南湖的船;
——井岗的竹;
——遵义的朝阳;
——陕北的黄土;
——白发苍苍的老战士;
——朝气蓬勃的新党员;
——洪涝灾害中抢救群众的解放军官兵;
——改革年代里冲锋在前的各级干部……
这样,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听觉和视觉,从而无形中增大了节目的容量。
据说,江泽民总书记在看完这台晚会后,心潮起伏,当夜即打电话给广播电视部艾知生部长,表扬晚会的思想性好,艺术性强,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总之,评价甚高。
1992年的春节晚会决定由赵安出任总导演,独挑大梁,恐怕也是希望他发挥特色,给春节晚会带来新意。
赵安不负众望,果然调动了不少电视手段,但由于晚会现场直播,节目中播不进镜头,只好最大限度地采用了其他方法:
——大陆、香港、台湾歌星同唱一首歌;
——晚会中间穿插大量的场外镜头;
——图文并茂的民俗介绍;
——甚至,个别节目干脆搬到现场实地拍摄:哨兵在雪地上站岗,歌星就在旁边唱着歌颂他的歌曲,唱到兴头上,还伸手帮他拂去身上的雪花……
晚会播出后也有人说好,也有人议论:哨兵站岗你唱歌分他的神还是小事,关键整个晚会被分成六块,其中有两块尽是场外画面,观众情绪接不上呀!
说到底,上面这些改革不过是形式上的改革,是小打小闹、枝枝节节上的创新。
春节晚会的真正突破还必须是内容上的突破,是节目质量上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