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庭在美国学校更为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每天放学之后，豪类的孩子们都跑回家去玩了，酒川家的五个孩子会排着队来到一家神社，那里有一个在礼拜天当和尚的男人穿着教师的黑色和服，开办了一家日语学校。那个人特别严厉，动不动就体罚孩子们。他完全不说有污染作用的英语，而且是刚刚从东京来到这里的，这让他感到十分自豪。对这些在异国他乡长大的孩子，这位教师实施着暴君一样的统治。

“你们怎么能成为正派的、自尊自爱的日本人呢，”他吼道，“如果你们不学会跪坐姿，酒川五郎！”沉重的教鞭狠狠地抽在孩子的后背上，“不许乱动。你回家去见客人也乱动一气，不羞耻吗？”啪，教鞭又打了下来。啪，啪，啪。

这个和尚看不惯美国的一切。他反复强调，孩子们在这片异国土地上只需待个几年，然后就能回国过正常的生活了。他描述日本的时候，眼神就会变得朦胧柔和，声音里也带上了一层诗意。“那是一个由不朽的神明亲手缔造的国家！”他向孩子们保证，“在日本，没有这里的喧嚣混乱。在日本，孩子们尊敬父母。在日本，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地位，敬爱天皇。没有人能预测得到，有朝一日日本人会做出何等震惊世人的壮举。”他用的课本跟东京的学校一样，说话的声调和严格的纪律也跟东京一样。每天三小时，当其他孩子在太阳下打闹嬉戏的时候，酒川家的孩子们却痛苦地跪坐在和尚面前，接受那位教师所以为的、真正的教育。

社会上对于日语学校颇多反感。毫无疑问，和尚们教授的是一种与美国格格不入的东西，属于神道教和民族主义。但在那个年月，这种学校出来的孩子没有一个敢于冒犯警察。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消极懈怠。家长们言听计从，教师受人敬重。日本学校教授并执行着一种严格的做人道理，日本成人社会中特有的公民责任精神就来自于这些纪律严明的补习学校。奇怪的是，孩子们长大后，谁也不记得当年和尚们教给他们的那些军国主义的胡言乱语，也很少有人愿意回到日本，但所有人都学会了尊重生活中那些既成事实的秩序。仿佛上午在美国学校享有的极大自由使得孩子们在课外学校里学到的民族主义被完全隔绝了。例如酒川家的孩子们，他们把两所学校的精华之处融会贯通，而其中的糟粕，却一点儿也没有污染他们。

事实上，他们真正的教育是在家里。在卡卡阿克那座住三个人都很拥挤的小棚子里，他们的母亲按照自己幼年时期学到的规矩，实行了严格的卫生纪律。东西不准放在地上。碗碟不洗不准放起来。筷子拿好，不准把食物掉在地上。衣服必须叠整齐。每天不彻底洗一次澡就等于是没有希望的野蛮人——跟华人差不了多少。父亲则给了他们更加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把世界看成好坏分明的两个部分。判断是非的时候，他从来不需要迟疑太长时间。热爱祖国是好的，壮烈牺牲是好的，听从上级的命令是好的，接受教育也是好的。他的生活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偷窃是坏的，赌博、顶嘴、撕扯别人的衣服都是坏的。他严格地遵守纪律，很少打孩子，而是靠人格的力量去管教他们。他爱着孩子们，仿佛他们是上天派来的神秘天使，自己有幸得以与他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这座寒酸的小屋里有时候缺吃少穿，然而从来不缺少关爱。

孩子们喜欢说父母听不懂的笑话。礼子姑娘有几个保留笑话，弟弟们一听就会叫喊起来，说上多少遍都不会厌烦。“帽子对帽子架说什么？你待着别动，我要到人家头上去啦。”一个礼拜里有六次，弟弟们一听这个笑话就乐不可支，大喊大叫。“地毯对地板说什么？别动，我把你盖住！”还有，“大脚趾对小脚趾说什么？别回头，脚跟偷偷跟着我们呢。”

男孩子的游戏更粗鲁些，五郎会拽住一个弟弟的耳朵，甜言蜜语地说：“你想不想让耳朵长长点呀？”要是弟弟不想，五郎就假装要把耳朵揪下来。要是弟弟想，五郎就使劲儿扯他的耳朵，嘴里喊着：“那我就把它拉长！”这样一来，兄弟俩往往会打上一架，五郎正好求之不得。

但是有两件事是酒川家的孩子开不得玩笑的。谁也不许管他们叫日本佬。这个词十分具有侮辱性，日本人绝对不会容忍。在美国各处，在报纸标题和卡通漫画里，这个词专门用来形容那些鬼鬼祟祟、獐头鼠目的坏蛋，嘴里还长着兔子式的大板牙。没有哪个白人愿意承受日本人为了这个词打架时那种不要命的劲头。

也不能管他们叫小眼睛。他们会争辩：“我们的眼睛并不小！只是因为我们是双眼皮，所以看起来细细的。”这种说法当然不对。礼子姑娘的小眼睛细细的很可爱，长在离鼻子很近的较低位置，向上挑，一副好胜的样子。她带回来一个很棒的游戏。礼子把两根手指放在两只漂亮的眼睛的眼角上，向两边拉，嘴里唱道：“我妈妈是日本人。”然后她把两个指头放下来唱道，“我爸爸是华人。”然后她把食指挪到眉毛中间，大拇指向下，把两只眼睛的距离拉得很远，大声唱道，“但我是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龟次郎第一次看见这个游戏时，责备女儿说：“身为日本人，是生命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不许拿这件事开玩笑。”但同时，他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随着一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