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税收的法子。到了最后，囤积了大量土地的地主们怎么也没办法继续持有土地了。税金实在太高。于是他们不得不出售土地，据我所知，一条人命也没损失。这才是合理的土地改革方式。”

“你认为日本面临的问题与英法两国一样？”

“所有的国家面临的问题都一样。”阿伯纳西说，他们沿着柴县的一条石头路上下颠簸，“人和所持土地之间的关系很简单，而且到处都一样。每个国家最初都是在生产者之间平均分配土地。拥有更优越的智力，或者更高明的技巧，这导致能干的地主开始积聚大笔财富，而社会也巩固他们的这种财富。只要没有更大的人口压力，这些大地主就可以为所欲为。然而当家庭人口增多，其达到适婚年龄的儿子们就想把手伸到大片大片的闲置土地上。目前，一切宗教、政治和习俗方面的社会契约都对大地主有利。在大多数国家，那些最初进行反抗的农民都遭到了绞刑。在日本这里，最初的暴乱者要求土地的时候，被头朝下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这种压力逐渐增大，便出现了血腥暴力的革命形式，除非像英国人那样聪明，通过巧妙地推行税收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你觉得所有的国家都重复着这种循环？”茂雄追问。

“我曾亲眼见证过五次这类的革命，并一一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在墨西哥，人们肆意违反常识，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结果是出现了血腥的报复事件。在英国，有一群聪明的立法者用极其简单的方法实现了制度的转变。罗马尼亚的情形惨不忍睹。西班牙也一样。在美国西部，放牛人起初用长枪短炮来保护不义之财，但是最终，那些城里人还是归于理性，通过实施税收制度战胜了自己的贪欲。没有哪个国家能避免土地改革。它们只能决定到底用什么路线进行这种改革：是流血革命，还是税收制度。”

“在我看来，在日本这里，我们走出了第三条路，依法实施土地革命。”

“当然，”阿伯纳西立刻表示赞同，“你我两人做出决定，而负责推行的是麦克阿瑟将军，而这个决定最终将成为他在日本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土地将得到公正的分配，并同时避免流血革命。”

“那么说，真的有第三种道路？”茂雄追问。

“是的，”阿伯纳西答道，“但很少有哪个国家有幸成为美国的战败国。”

他们默默驱车走了两英里多，寻找一条乡村小路，这条路通往一座不合常理的、坐拥大量土地的庄园。这里曾使得日本陷入危机，他们发现那条小路的时候，茂雄望着近旁那狭窄的土地——说它狭小，是相对于夏威夷而言——不禁笑了起来。

“有什么可笑的？”那瘦高个子不苟言笑的同伴问。

“我刚才在想，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

“什么讽刺？”阿伯纳西问道，他向来热衷用历史打趣儿。

“咱们俩跑到这儿来，为打了败仗的日本分配土地，而在我自己的家乡夏威夷，情况却比这里糟糕得多。”

阿伯纳西蹲坐在后座，两只膝盖抵住下巴，默默地等了一会儿，直到茂雄朝他投去目光。阿伯纳西随即狡黠地一笑，问道：“那你以为我刚才跟你谈的是什么？”

茂雄十分震惊，他放慢吉普车的速度，直至干脆停了下来，他郑重地转回头去看着这位指挥官。

“你的意思是说，你刚才一直跟我谈的是夏威夷？”

“当然了。我想让你自己琢磨琢磨你们有哪些选择。”

“你从哪儿了解的夏威夷？”

“任何对土地改革有兴趣的人都会了解夏威夷。目前，匈牙利和日本各自面临着革命，而夏威夷和中国仍保留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主义的残余。”

“两个国家都得革命？”茂雄问道。

“当然，”阿伯纳西干脆地说，“纵观历史，我们得到一个最惨痛的教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逃过历史的主宰。中国的革命可能最后落得个血腥收回土地的结果。夏威夷可能可以通过推行税收政策和平达到目的。”他顿了顿，然后说道，“也就是说，假使像你这样聪明的小伙子懂得其中的道理的话。”

“我来到这里帮助日本，我认为这很讽刺，”茂雄说，“这种事我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做。”他换了挡，开到一座小房子面前，里面有几个诚惶诚恐的日本地主正等着他们。

“正如我刚才所说，”阿伯纳西博士沉着脸重复道，“很少有国家有幸成为美国的手下败将。日本真幸运。”

当茂雄最终追上正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劳工部门担任翻译的大哥五郎时，这个说法得到了再次证实。茂雄登上日本岛的时候，五郎正在名古屋参加一个旨在将日本工业联合起来的长期项目，五郎的上司并非哈佛的阿伯纳西博士那样沉默寡言的思想家，而是一群红头发的美国劳工组织者，来自美国劳工联合会。

“这个工作真快把我逼疯了！”矮壮的五郎大声抱怨，用手揉着理得短短的头发茬。

“你的上司是个傻瓜？”茂雄问道。

“傻瓜！他们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角色。让我发疯的是，每天要花上十五个小时逼着日本人参加工会。我给他们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声明，说民主最坚实的基础之一就是有组织的、能充分保障自己权利的工人阶层。你也知道，我认为麦克阿瑟将军说得对。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