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圆其说，除了关于鲁拿的那部分，每次说到这里，茂雄总会踟蹰不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他问自己，“有一天，有一个鲁拿打了我父亲一下。爸爸第一次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的是实话。‘当时那个鲁拿就是在这里揍了我。’然后我们的家族便开始编故事了：‘这就是鲁拿们常常揍我们的地方。’最后，故事成了这样：‘就是在这个地方，鲁拿们痛打所有日本人。’”茂雄清楚地看到，对这个事实的篡改，即使在蛊惑术里也只能算最下三滥的，因为这种语言会延续整个族裔的仇恨，虽然这种仇恨合乎人情，但最好还是把它永远地埋葬在记忆的坟墓里吧。然而这番演讲的确能赢得选票，有一天夜里，在一次气氛特别热烈的集会后，他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了黑眉毛吉姆：“关于鲁拿痛打日本人那一段。你觉得我应不应该继续这种说辞？”

黑眉毛吉姆仍然开着那辆老旧不堪的庞蒂亚克汽车，顺着卡皮奥拉尼大道飞奔，他沉默了一阵，然后颇不情愿地承认：“这么说能赢得选票。”

“我问的是，‘你觉得这段说辞如何？’”茂雄追问。

“这个嘛，我每次听到这一段，就到外面的大街上去。”黑眉毛吉姆坦承，“我怕自己忍不住吐出来。”于是茂雄便删掉了这段蛊惑人心的说辞。但他注意到，当五郎打开新劳工组织总部墙上的壁画的时候，上面赫然画着种植园营地里鲁拿挥着鞭子边抽打劳工边穿过营房的图案，于是茂雄心里想到：“这就是错误行为催生出的最大恶果。总有人会记住的，以一种邪恶的方式。”

当选举即将达到白热化时，随着对日本共党分子的审判，形势变得复杂起来。这时，茂雄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素不相识的来访者，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等人存在，着实让他吃惊不小。这是一位年轻的二十六岁豪类妇女，身上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苍白之美。她有些紧张地说：“我的名字是妮奥拉妮?黑尔?詹德思。我已经离婚了，但还没有改回娘家的姓名。我喜欢你在无线电广播里的演讲，我想为你的选举做点事。”

“您叫什么名字来着？”茂雄问。

“我本名叫妮奥拉妮?黑尔。”她说。

“哪个黑尔？”茂雄问。

“霍克斯沃斯?黑尔是我父亲。”

“请坐。”茂雄有气无力地说，他定了定神，说，“您确定您听清楚我在广播里说的话了吗，黑尔太太？”

“是詹德思太太。”妮奥拉妮说，“您没有读到过我离婚的报道吗？那件事闹得很不愉快。”

“我没读过。”茂雄表示歉意。

“我十分赞同您的演说，酒川议员，您的观点正好与我的不谋而合。”

“可是，您有没有听过我对于土地改革的演讲？”茂雄追问。

“咱们要谈的正是这件事。”妮奥拉妮使用的是那种用词颇为讲究的波士顿英语。

“如果您在我的选举中太活跃的话，会伤害到令尊。”茂雄提醒她，“事实上，您还可能伤害到我。”

“我在卫斯理学院主修政治学。”她坚决地说。

“您在卫斯理学院读过书？”茂雄问。

“您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她说，“有一天在交响乐会上，艾米?富川把您指给我看过。”

“艾米现在在做什么？”他问。

“她嫁给了一个华人小伙子。双方父母都把他们赶出了家门，所以他们现在正在纽约逍遥快活呢。那小伙子是个律师。”

“你明白我关于土地改革的言论是什么意思吗，詹德思太太？我所说的话对您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会有何影响？”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妮奥拉妮说，“当您说要打破大地产……”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用过这种措辞，”茂雄纠正她，“我认为绝不能允许大庄园把持着拥有巨大潜力的土地而不肯用它们进行积极的农业生产。”

妮奥拉妮舒了一口气，说：“但在你的体制下，有些合法使用的土地种植了蔗糖和凤梨，你允许这些土地享受优惠待遇吗？”

“我说，詹德思太太，”茂雄叫道，“关于这一点，我显然还没说清楚。”

“你是没说清楚，”她说，“所以我想来帮助你，因为我知道你太聪明了，肯定没考虑过夏威夷土地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

“你说的是什么基本问题？”土地专家茂雄问。

妮奥拉妮拿起两本书，把它们放在写字台上：“咱们假设这本书是夏威夷，”她说，“而这一本书是加利福尼亚。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得到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比如食物、建筑材料和奢侈品，从加利福尼亚运到夏威夷这里，还有，东西一运到就得付钱。比方说这个墨水瓶就是咱们的货船。咱们每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可以在加州给它装满货物，把我们需要的东西运到夏威夷来。可咱们怎么付钱给人家呢？还有，从夏威夷返回加州的船里装什么货物呢？要是不装货，船可就空着跑回去了，运费也得翻倍。”

妮奥拉妮顿了顿，茂雄把墨水瓶“啪”的一声放在代表夏威夷的那本书上说：“我很有把握，这艘船上会装满蔗糖或凤梨这类大宗商品。销售农产品就能养活我们。运蔗糖和凤梨的运费正好可以抵消食物和木材这一趟的运费。我很了解这一点。”

“可你显然还没有对人民解释过，”妮奥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