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嘈杂，数以千计的劳工、职员、手工艺人永不知疲倦地忙碌，还有无穷无尽的人流的来来往往，都让我兴奋。

　　某些日子，我几乎都要忘了那个酒馆和黑暗的感觉，除非我看见某条肮脏的小巷里无人理会的尸体——其实有很多；或是我偶然看见广场上对犯人的公开处决。

　　这时，我就会颤抖着，嘟囔着走出广场。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让我分分神，我就会被此深深困扰。但尼古拉斯对此倒很坚定。

　　“莱斯特，不要再谈论什么永恒、不变、未知的东西了!”我一旦开口说这些，他就会用打我来威胁我。

　　黄昏总是我最痛恨的时刻。不管我白天有没有看见公开处决，不管这一天是开心还是苦恼，每当黄昏来临，我都要开始颤抖。只有一种东西能够让我摆脱这种感觉，那就是明亮的剧院给我带来的温暖和兴奋。于是，我总是确保自己在日落之前都要呆在剧院里。

　　在那个年代的巴黎，大街上零零星星的剧院其实并不合法。经过政府批准的仅有法兰西喜剧院和意大利剧院而已。所有的严肃剧目都在那里上演。这包括悲剧和喜剧，有拉辛、高乃依和才华横溢的伏尔泰的作品。

　　但我所喜爱的意大利古典喜剧中的角色——潘塔隆内、哈利·奎因、斯凯·拉谟修等等——都依然流传下来。这是因为，在圣日尔曼和圣劳伦的集市上，走钢丝者、杂技演员、杂耍演员和木偶演员都会上演这些剧目。

　　那些大街上的剧院就是从这集市上应运而生。在我生活的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那些剧院已经成为庙街上一道永恒屹立的风景线。虽然它们主要是为那些进不起豪华剧院的穷人演出，相当多的富人也会光顾那里。

　　许多贵族和富有的中产阶级纷至沓来，因为那里上演的剧目生动活泼，充满智慧，而不像拉辛和伏尔泰剧院里的那些剧目一般呆板僵硬。

　　我们表演了我以前学过的意大利喜剧，其中充满即兴表演。因此，虽然我们上演的是同一出剧目，但每晚都有不同的创新。我们也表演歌唱和各种无意义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喜欢看，而且我们非得这么做：我们不能因为打破了政府剧院在戏剧表演上的垄断而被起诉。

　　我们的剧院是一幢破烂的、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座位不到三百个，可舞台和布景都十分雅致。幕布用豪华的蓝色天鹅绒制成，私人包厢都有自己的屏风。男女演员都训练有素、聪敏过人，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即使我没有尼古拉斯一直称之为“致命”

　　的毛病——怕黑，穿过舞台的那扇门对我来说也是再兴奋不过了。

　　每天晚上有五六个小时，我都在男女之间的叫嚷、大笑和争吵中生活和呼吸，为了这个的利益而跟另一个斗争。即使我们不是朋友，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伴侣。我们就像同在汪洋上的一叶小舟里，奋力往前划，彼此谁也离不开谁。这真是神圣。

　　尼古拉斯就没有那么兴奋，但这也在预料之中。在和他有钱的学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变得更加愤世嫉俗了。他们觉得他的所作所为就像个疯子。至于我，他们认为我不过是个帮助女演员换衣服和负责倒泔水桶的绅士，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评论。

　　当然，这些年轻的中产阶级的梦想就是成为贵族。为此，他们出资购买贵族的封号，并随时准备和贵族家庭联姻。这在历史上成为一个小玩笑——在大革命中，他们所要帮助消灭的阶级正是他们曾经梦寐以求融入其中的阶级。

　　我不在乎是不是能再见到尼古拉斯的朋友。演员们不知道我的家庭背景，他们对于我的全部了解仅限于我的名字：莱斯特·德瓦卢娃。其实这也毫无意义，因为我已经隐藏了我的真名，莱斯特·莱恩科特。

　　我如饥似渴地学着关于舞台演出的一切。我背诵，我模仿，我有问不完的问题。只有在每天晚上，当尼古拉斯独奏小提琴的时候，我才会停止学习。那时，他从那个小交响乐队的座位上站起，聚光灯立刻照在他的身上。伴随着一曲短小、甜美的奏鸣曲，整个剧场都安静下来了。

　　我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属于我自己的时刻。我梦想着，有朝一日，我研究过，恳求过，模仿过，像仆人般等待过的老演员们，终于对我说：“好吧，莱斯特，今天晚上你来出演雷利欧吧。现在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这样的一幕八月底终于来了。

　　这是巴黎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使到了晚上也依然燥热。剧院里挤满了躁动不安的观众，纷纷用手绢和广告单给自己扇风。我脸上涂的厚厚的白色颜料开始融化。

　　我穿着尼古拉斯最好的天鹅绒大衣，佩着纸板做成的长剑。走上舞台之前，我感到了自己的颤抖。我想，这真像是等着行刑似的。

　　可是，我一踏上舞台，转身面对那熙熙攘攘的观众的时候，一件奇怪至极的事情发生了——我所有的恐惧都烟消云散了。

　　我目光如炬地看着观众们，十分缓慢地给他们鞠躬。我盯着可爱的弗莱米尼亚，就像我是第一次看见她一样。我一定要赢取她的芳心。这时，娱乐表演开始了。

　　舞台又如多年前在遥远的乡村镇子上那般，重新属于我了。我们在一起疯狂地欢呼，争吵，拥抱，扮小丑——观众的笑声几乎掀翻了屋顶。

　　我能感觉到观众对我的注意，它们有如对我的拥抱。每个手势，每句台词都能引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