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篇

　　余涛所在办公室中标了浦东陆家嘴东园小区的方案，余涛很困惑，“导师设计时在附近预留了大片空地，医院、幼儿园、商场、邮局……，完全对标浦西的曲阳新村、延吉新村，有那么多人愿意搬到浦东吗？”

　　王尚文掷地有声回复，“浦西实在住不下了。”

　　余涛一脸呆滞状，“以前去浦东是采风，现在时不时去一趟，我可算理解为什么要修隧道和大桥了，公交车和渡轮都是又挤又慢，而且渡轮一股柴油味，闻得人想吐。”

　　宿舍另外三人都忙于浦东的项目，庄图南依旧“泥足深陷”在老城区新医院项目中，他所在的组正处于设计院改制的晕头转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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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图南一直很遗憾本科毕业时没赶上“双向选择“，但他误打误撞赶上设计院改制了。

　　周教授不住对学生们感慨，你们恰巧赶上设计院改制了——设计院原直属国务院国资委，是有编制、有话语权的政府部门，现在，建设部要求设计院以“企业”的身份进入市场。

　　设计院有了营业执照，也拥有了一切企业权责——自由收取设计费用、按利润上交营业税等等；设计院工作人员也从学校的事业编制变为了企业编制。

　　建设部要求设计院进入市场，设计院的权限一下子缩小了很多，换言之，以前设计院是甲方，是“婆婆”，现在设计院是乙方，是“媳妇”了。

　　设计院改制，工作模式也相应改变，设计和施工都必须和施工队反复协商。

　　周教授组负责设计，组员们必须根据现场的施工情况时不时地修改、甚至重新画图。

　　结构、水电暖、消防……，处处需要修改，庄图南背着描图笔、比例尺、卡西欧计算器穿梭在办公室和现场之间。

　　修图并不是最有挫败感的，最让人挫败和灰心丧气的是，施工队出于经济利益，不按设计图纸施工。

　　庄图南原以为重复性修改图纸是设计工作中最痛苦的部分，但到了施工环节，他才知道，施工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更琐碎、更多、更难以调和。

　　施工队是政府部门外包的建筑工程公司，原本设计院只需出图和验收，但两位教授发现施工队为了赶进度或节省成本经常不规范施工，不得不让研究生轮流派驻现场、实时管控工程质量。

　　施工队不按图纸执行时，设计院或解说或据理力争或修改。双方立场不同，边施工边扯皮，矛盾无法调和时，政府管理人员、设计院、施工队三方负责人不得不坐下开会，协商或互掐。

　　每次会议后，周教授都十分感慨，“建设部要求设计院改制，进入市场。设计院确实能签合同拿设计费了，可话语权却越来越小，设计师的地位也越来越低。”

　　庄图南和师兄们资历尚浅，但也时不时地以“小虾米”的身份出席会议，现场解说图纸或计算结构，再记下施工队要求修改的部分，回学校继续修图。

　　庄图南不怕修图，但他厌倦这种重复性的、技术上毫无提升的修图，尤其是经历了多次无用功后——图纸按施工队的要求多次修改，但改来改去后，施工队拍拍脑袋，选择了最初的图纸。

　　设计心血被践踏，安全措施被忽视，庄图南觉得无奈而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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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儿弯弯照同济，有人欢喜有人愁，吴涛在浦西浦东之间奔波，庄图南在施工过程中迷茫，冯彦祖和王尚文欢欣鼓舞。

　　1988年12月15日，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和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设计的南浦大桥动工。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宿舍里一片欢呼沸腾，一群人聚在走道里兴奋地呱噪。

　　“林教师其实是第三代总工程师了，前两代总工等了几十年，技术、资金不到位，始终没有机会修建黄浦江大桥，我们能参与这个工程，幸甚幸甚。”

　　“别说参与，能见证都很幸运了。”

　　“选型方案就是咱同济提出的‘叠合梁斜拉桥’，设计过程高度自主，建筑过程也会尽量自主，建材尽可能选用国产材料。”

　　“大桥将分为主桥和东西引桥三部分，主桥长800米以上，没有一根桥墩。”

　　“东西引桥、主要是浦西的引桥下的动迁任务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估计搬迁的企事业单位有200多家，居民50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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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彦祖也在宿舍里，他和王尚文热火朝天地讨论了许久，余涛很无奈，“两位师兄，你们是故意说给我和庄图南听的吧，你俩能行行好，去别的地方吹牛吗？”

　　冯彦祖一本正经道，“不能，去其他系的宿舍吹牛，要讨人嫌的。”

　　一贯温和的王尚文狞笑，“锦衣不可夜行，你们再忍忍，我们还要再吹几天。”

　　冯彦祖继续慷慨激昂，“从此天堑变通途……”

　　王尚文一唱一和，“上海从此再无浦西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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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师兄炫耀完，冯彦祖盛情邀请他们一起去看施工现场——确切地说，远远地看一眼现场。

　　余涛一口回绝，“我真得不想跑浦东，公交车加轮渡，跑一趟要休息半天才能缓过来。”

　　庄图南问清楚了只能远远看一眼，但不能进现场，也婉拒了这个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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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里的师兄发现施工队使用的隔热板不符合设计要求，设计院和施工队再次开会协商。

　　施工队负责人坚称，“这是新技术，已经有成功的项目案例，你们设计院思维固化，墨守成规。”

　　周教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