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也奇怪，贝姆是最先阵亡者中间的一个。在一次冲锋时，他的眼睛受了伤，我们把他留在战场上让他等死。没法将他带回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手忙脚乱地逃回来的。那天下午，我们忽然听到他在呼唤，还看见他从前沿阵地朝“真空地带”爬了过去。原来他仅仅是昏了过去，因为他双目失明，而且又疼得发疯，找不着一个掩蔽的场所，所以还没等到有人跑过去把他拖回来，他就被打死了。

我们自然不能怪罪坎托列克。如果要每个人都承担罪责，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天下有成千上万的坎托列克，他们个个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用的也是无损于自己的方法。

而这也正是他们让我们感到无比失望的原因。

对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而言，他们理应成为我们走向成熟的世界，走向工作、职责、文化和进步的世界，走向未来的中间人和向导。我们常常嘲笑他们，稍稍作弄他们一下，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信任他们的。他们代表的权威的观念，在我们思想中是和更远大的见识、更合乎人性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却把这种信念完全击碎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要比他们那一代更加正直，他们只是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那第一次密集的炮火就向我们揭示出了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那种世界观也在炮火底下崩溃了。

他们仍在继续写文章，发表演说，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依旧在说对国家的责任是头等大事，而我们却已经知道死亡的剧痛比以前更为强烈了。尽管这样，我们绝不做叛乱者，绝不做逃兵，也绝不做懦夫——这些词，他们原是随便使用的——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英勇地参加每一次进攻，但我们还会辨别是非，我们一下子学会了观察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个世界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突然觉得孤独得可怕，而又必须一直孤独下去。

在动身去看克默里希之前，我们先收拾好了他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在回去的路上都要用的。

野战医院里活动非常繁忙：里面始终弥漫着一股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气味。这种气味，我们在营房里大多是闻惯了的，可是到这里一闻，却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我们打听克默里希在哪里，他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看到我们时露出一种虚弱的表情，其中既有喜悦又有一种无助的愤怒。在他不省人事的时候，有人把他的一块表给偷走了。

缪勒摇了摇头：“我总是跟你说，不该带这样好的一块表来的。”

缪勒这个人有点粗鲁，也不太圆滑，要不他就不会吭声了，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克默里希是再也不会走出这个病房了。他能不能把表找回来，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不同，至多也不过把这块表寄给他的家属罢了。

“情况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

克默里希把脑袋沉了下去。“还不坏，只是我的脚可他妈的疼得太厉害了。”

我们看看他的被子。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网篓底下，被子呈拱形盖在上面。我往缪勒的胫骨上踢了一下，因为他差一点就要把外面那些护理员告诉我们的话讲给克默里希听：克默里希的脚已经没有了。他的腿已经被截去了。

他的气色很可怕，萎黄又苍白，脸上还有一条条异样的纹路，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因为到如今已经看见过几百次了。那其实不是纹路，而是标志。在皮肤下面，生命已经不再搏动，它被挤到身体的边缘去了，而死神正在从里面起着作用，而且早已把一双眼睛给控制住了。这里躺着我们的伙伴克默里希，前不久还跟我们在一起烤马肉，蜷缩在弹坑里；这仍然是他，然而又已经不再是他了，他的形象变得模模糊糊，仿佛一张冲洗了两次的照相底片。甚至连他的嗓子也变得如同火灰一般沙哑无声了。

我想起我们当年出来的时候。他母亲，一个胖乎乎的善良女人，陪他到了车站。她不断地流着眼泪，把脸蛋儿哭得又胀又肿。克默里希为此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她无法沉着镇定，简直瘫成一团，成了个泪人。后来她看见了我，一再拉住我的手臂，恳求我到了那边以后照顾弗兰茨。他确实有着一张儿童似的脸，而且骨头也是那么软弱，只背了四个星期的背包，一双脚已经成为平足了。可是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能照顾别人啊！

“现在你马上可以回家了，”克罗普说，“如果是等休假，你至少还得等上三四个月才行咧。”

克默里希点点头。我不忍看他的手，那双手简直像蜡一样。指甲里面还有战壕里的泥土，颜色蓝里透黑，如同毒药一般。我忽然转了一个念头，这些指甲在克默里希停止呼吸以后很久，还会继续生长，仿佛地窖里精灵鬼怪般的瘦细植物。我看到展现在眼前的一幅图画：它们像开瓶器的螺丝钻那样卷起来，一个劲地往上长啊长啊，而同时往上长的还有那腐烂了的脑壳上的头发，好像沃土里的青草，的确像是青草，这怎么可能呢？

缪勒弯下身去。“我们把你的东西给带来了，弗兰茨。”

克默里希做了个手势。“把它们搁在床底下。”

缪勒照他的话做了。克默里希又提起那块表来了。我们怎么才能叫他放心又不引起他疑心呢！

缪勒直起腰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双飞行员的长筒靴。这是一双漂亮的英国货，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制成，高到膝盖，从下往上都有带子系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