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普想要知道。

“你缺少严肃认真的精神，克罗普，你坐下来，三减——”我说。

“吕库古[12]认为国家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什么？”缪勒小声问道，假装要除下他的夹鼻眼镜。

“这句话该怎么解释？‘我们德国人敬畏上帝，除了上帝，世界上任何别的东西都不怕。’或者说‘我们，德国人，敬畏上帝——’”我又提出一个问题。

“墨尔本有多少人口？”缪勒叽叽喳喳地反问道。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你又怎么能指望在一生中获得成功？”我恼火地问克罗普。

“内聚力[13]是什么意思？”他对我回应道。

这些没用的东西，我们已经记不住多少了。不管怎么说，那对我们是丝毫用处都没有的。可是在学校里，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样在暴风雨中点燃纸烟，怎么样用潮湿的木柴来生火——或者教过我们刺刀应当戳在肚子上，因为那里不像戳在肋骨里时刺刀会被卡住。

缪勒若有所思地说道：“那又有什么用处啊？我们总得要回去，重新坐在课椅上。”

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别的考试。”

“那也是需要准备的。再说，如果你考试及格了，那又怎么样呢？学生的生活未必就好多少。假如你没有钱，你还得埋头苦读呢。”

“那多少要好一些。不过，那都是些陈词滥调，他们教给你的每一样东西。”

克罗普完全赞成我们的看法：“一个人到过前线这里以后，对待种种事情他怎么会严肃认真啊。”

“可是，你总得有一个职业。”缪勒反驳道，好像他就是坎托列克本人似的。

克罗普用一把小刀在剔着指甲。对他这种讲究修饰，我们都很惊奇。可是，这也不过是在沉思默想罢了。他把小刀放好，继续说道：“正是那样嘛。卡钦斯基、德特林、海伊，都要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因为他们本来都是有职业的。希默尔施托斯也一样。我们可从来也不曾有过。经历了这里的种种以后，”他朝前线做了一个手势，“我们怎么还过得惯那种生活呢？”

“我们必须是有额外收入的人，才可以在树林子里过独立的生活——”我说，可是马上由于这种狂妄自大的想法而感到羞愧起来。

“我们回去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缪勒说道，连他也有点茫然了。

克罗普耸了耸肩膀。“我不知道。让我们先回去，到那时就会明白的。”

我们大家其实都不知所措了。“咱们能干些什么呢？”我问。

“我什么也不想干，”克罗普有气没力地答道，“你总有一天要死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绝不相信，我们会活着回去的。”

“当我这样想时，克罗普，”过了一会儿，我翻了个身朝天躺着，“当我听到‘和平’这个词的时候，这个念头随即钻到我的头脑里了：万一和平真的出现了，我想我应当至少做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为了那样一件事情，你知道，在这里受苦受难也值得。可我就是什么也想象不出来。我知道的只是，这种关于职业啊、学习啊、工资啊等等的谈论，它会使我作呕，因为它过去一直是，现在也还是令人厌恶的。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一时我似乎觉得一切都令我困惑，也没有希望。克罗普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所有的人今后将会相当艰苦。可是在国内，究竟又有什么人会为此而担心呢？两年在炮弹和手榴弹爆炸声中留下来的印象是不会像脱掉一只袜子那样容易忘掉的。”

我们一致认为，这对于每个人都一样。不光是我们这里的几个人，而且是每处地方，每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人，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

克罗普把这个意思表达了出来。“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

他说得对。我们都已经不再是青年了。我们不愿用突击的方式去攻取这个世界。我们却在逃跑。我们在自己的面前逃跑，在我们的生活面前逃跑。我们刚满十八岁，刚刚开始热爱世界，热爱生活，而我们却不得不把它打个粉碎。那第一颗炮弹，那第一次爆炸，在我们的心头炸开了。我们被切断了跟行动，跟渴求，跟进步的联系。我们再也不相信这些东西了。我们相信战争。

办公室里显得很有生气。看来是希默尔施托斯鼓动起来的。走在纵队前面的是一个胖胖的上士。说也奇怪，差不多所有在编的上士，个个都长得肥头胖耳的。

希默尔施托斯跟在他后头，一心想报仇。他的长筒皮靴在阳光中闪着亮光。

我们都站起来了。那上士气呼呼地说：“加登在哪儿？”

当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希默尔施托斯恼火地瞪视着我们。“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你们就是不肯说。赶快说出来吧。”

那上士搜索似的望了望四周，可是哪里都没看到加登。他就试了下另一个方法。“加登必须在十分钟之内去办公室报到。”然后，他一溜烟地走了，希默尔施托斯跟在他后面。

“我有这样一种心情，下回我们去构筑工事的时候，我倒要让一卷铁丝网掉在希默尔施托斯的大腿上。”克罗普想出这样一个主意。

“我们还要跟他开很多玩笑呢。”缪勒笑了起来。我们唯一的雄心：要敲掉邮递员的这种狂妄自大的伪装。

我走进营房，把情况告诉了加登，让他溜走了。然后，我们换了个地方，重新躺下来玩牌。这些事我们都在行：玩牌、骂人和打仗。对一个二十岁的人来说，这不能算太多，可是对一个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