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癌症能治好的。

“那么她如今在哪儿？”我问。

“在路易斯医院里。”我父亲说。

“住几等病房？”

“三等。我们必须等到知道了手术费要多少以后再说。她自己要住三等病房。她说，住在那里倒可以有个伴儿聊聊。再说，费用也便宜一些。”

“这么说，她跟所有那样的病人都住在一起了。只要她能够睡得好就行。”

我父亲点了点头。他神色疲惫，满脸皱纹。我母亲一直有病。虽然只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她才住进了医院，可是花掉的钱已经很多，我父亲的一生实际上都扑在那上面了。

“只要我知道手术费要多少就好。”他说。

“你没有问过吗？”

“没有直接问过，我不能那么问。医生会认为很唐突，那样问是不行的，因为他毕竟要给你妈妈开刀咧。”

是的，我痛苦地寻思着，对我们，对所有的穷人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敢问价钱，可是事先却为此担心得要死。而另外那些人呢，对他们来说花钱本来就不在乎，却十分自然地先把价钱讲定了。而医生也并不认为他们这样做就是唐突。

“事后的缝合费用也贵得很咧。”我父亲说。

“难道病患补助金就一点也没有给吗？”我问。

“你妈病得太久了。”

“那你手头有没有钱呢？”

他摇了摇头。“没有。不过我可以干一点加班的活。”

我知道：他会站在自己的桌子前面，折叠啊，粘贴啊，剪裁啊，一直干到半夜十二点钟。晚上八点，他稍微吃一点凭票证换来的没什么营养的东西。随后他服用一点头痛粉，继续干下去。

为了使他高兴一点，我给他讲了几个刚好想起的故事，士兵们说的笑话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关于将军啊上士啊什么的。

后来，我就送他们到火车站。他们给了我一杯果酱和一包油炸马铃薯饼，都是我母亲为我做的。

然后，他们就走了，我也回到了营房里。

那天晚上，我把果酱涂在煎饼上，吃了一些。可是我觉得没有味道。所以我就走出去，想把煎饼送给俄国人吃。后来我忽然想起，这些东西是我母亲亲手烘制的，而且当她站在火热的炉前的时候，说不定还忍受着疼痛呢。于是我把那包东西重新放进了背包，只拿了两个煎饼给俄国人。

9

我们走了好几天。第一批飞机在天空中出现了。我们超过了运输车队，运的全是大炮。我们搭上了一列军车。我寻找我的团队。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在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我就住在哪里。第二天早上，我就在那里弄到一点口粮，得到一些含糊其辞的回答。就这样，我带着背包和步枪，又重新上路了。等我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那个被毁坏的地方了。我听说我们已经被改编成突击师之一，哪里情况最棘手，就往哪里插进去。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高兴。他们还告诉我，我们遭受了重大的伤亡。我便打听卡钦斯基和克罗普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我进一步搜寻，到处乱闯。一夜又一夜，我露宿在外面，像一个印第安人似的。后来，我终于得到了一点确切的消息，那天下午可以到连队办公室去报到了。

那上士就把我留住在那里。连队两天之内就会回来，此刻把我派出去是没有意义的。“假期过得怎么样？”他问。“很好吧，呃？”

“有一段还好。”我说。

“是的，是的，”他叹了口气，“要是一个人用不着再回来就好了。后半个假期，往往就是因此给搞糟了。”

我四处闲逛，直到有一天早上连队开回来，他们面色灰暗，一身尘土，又厌烦又忧郁。我跳起来，挤进他们中间，眼睛一路搜索着，那里是加登，那里是缪勒，在擤着鼻涕，那里还有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我们把草垫并排铺好。当我望着他们的时候，心里有种负罪的感觉，其实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在我们上床睡觉以前，我把剩下的油炸马铃薯饼和果酱都拿了出来，让他们每个人都尝一点。

有两块放在外面的煎饼已经发了霉，不过还是可以吃的。我就把这两块留给自己，把新鲜的分给卡钦斯基和克罗普。

卡钦斯基一边嚼着，一边问道：“这些大概都是你母亲给的吧？”

我点点头。

“很不错，”他说，“我一尝味道就知道了。”

我差点哭出来。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可是回到这里又跟卡钦斯基和克罗普在一起，马上就会好起来的。我是属于这里的嘛。

“你算是运气，”在我们大家还没入睡之前，克罗普低声说，“他们说，我们就要开到俄国去咧。”到俄国去。那边算不得有什么战争。

远处，前线雷鸣般地轰响着。营房的墙壁格格地颤动起来了。

我们做了大量的清洁工作。我们处处都受到了检查。凡是破损了的东西，样样都给换上新的。我从中弄到了一件毫无污渍的崭新的上衣，不用说，卡钦斯基甚至还弄到了全套崭新的制服咧。谣言正在到处流传。说是也许就要和平了，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更加可能一些：那就是我们正要开到俄国去。可是，在俄国我们又要这些新东西干吗呢？最后，消息走漏出来了：德国皇帝要到我们这里来巡视。怪不得搞了这么多次检查。

整整八天，大家还以为是在新兵营里，竟有那么多的作业和操练。人人被弄得又暴躁又激动，我们对过量的清洁工作已经没有好感，更别提这种分列前进的检阅式操练了。这些事情比上前线更使一个士兵恼火。那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们立正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