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微微笑着——卡钦斯基得救了。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把那钻进我耳朵里来的各种嘈杂的嗓音辨别出来了。

“你本来可以不必费事的。”一个卫生员说。

我一点不懂地望着他。

他指了指卡钦斯基。“他确确实实已经死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胫骨上受的伤啊。”我说。

那卫生员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也一样——”

我转过身去。我的眼睛仍然很模糊，汗水重新在我头上冒出来，淌过了眼皮。我把它抹掉了，朝卡钦斯基那边觑了一眼。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他昏过去了。”我急忙说道。

那卫生员轻轻地吹了下口哨：“还是我懂得多一些。他是死了。在这上面我赌多少钱都愿意。”

我摇了摇头：“不可能！仅仅十分钟以前，我还在跟他谈话咧。他是昏过去了。”卡钦斯基的手是温热的，我把一只胳膊从他肩膀底下伸过去，想拿点茶叶来擦擦他的太阳穴。我觉得我的手指头有点湿滋滋的。当我把手指从他的脑袋后面抽出来的时候，它们已是血淋淋的了。那卫生员又从牙齿缝里嘘了一声：“你瞧——”

在路上我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卡钦斯基的脑袋瓜上就已中了一个弹片。那上面只有一个很小的洞，那准是一个极细极细的流弹的碎片。可是那也已经够了。卡钦斯基死啦。

我慢慢地站起身来。

“你要不要把他的薪资簿和其他东西拿去啊？”那个一等兵问我。

我点点头，他就把东西都给了我。

那卫生员很惊奇。“你们没有亲属关系吧？”

没有，我们没有亲属关系。没有，我们没有亲属关系。

我在走着吗？我还有脚吗？我扬起眼睛，我让它们滚动，我也跟着它们旋转，一个圆圈，一个圆圈，这时我只好停住脚步。然而，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只是志愿军战士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已经死了。

于是，我就再也不知道什么了。

12

秋天了，老兵剩下来的已经不多。我们班上在这里的七个人，我是最后的一个。

人人都谈论着和平和停战。大家都等待着。要是再来一个失望，他们就都会垮掉的。希望很强烈，不来一个爆炸性事件，它是不可能又被打消的。如果没有和平，那就会发生革命。

我得到了十四天的休息，因为我吞下了一点毒气。在一座小小的花园里，我整天坐着晒太阳。马上就要停战了，这消息现在我也相信啦。到那时，我们都可以回家了。

我的思想停留在这里，再也不往远处去了。以优势力量吸引着我、等待着我的，只有感情。那是对生命的贪欲，那是对家庭的眷恋，那是对亲属的怀念，那是对解救的陶醉。然而，目的是没有的。

如果我们在1916年回家，那么由于我们所受的痛苦以及种种经历赋予我们的力量，说不定会掀起一场风暴。要是现在回去，那我们将会厌倦，崩塌，耗竭，没有根基，也没有希望。我们将会再也找不到我们的道路。

而且，人们也不会了解我们，因为在我们之前成长的一代，虽然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些年，但是他们都早已成家立业，现在会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战争就会被忘掉，而在我们之后成长的一代，像我们从前一样，跟我们完全陌生，将会把我们推在一边。甚至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也是多余的，我们的年龄逐渐增长，有些人将会适应，还有些人只是顺从，而大多数人将会茫然不知所措。岁月流逝，到最后我们将归于毁灭。

可是，也许我想到的这一切，只是忧伤和惊愕，等我重又站在白杨树下，谛听那树叶簌簌作响的时候，它们就会烟消云散。那些使我们的血液不能宁静的温存，那些不可捉摸的、使人惊讶的、即将来到的东西，未来的千姿万态，梦里和书里的旋律，跟姑娘亲近的暖人心房的预感，说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是不可能的，说它们已经在密集炮火，在悲观失望，在军官妓院中统统消失了，也是不可能的。

这里，树木发出绚丽和金色的光彩，山梨的果实红艳艳地挺立在叶簇中间，通衢大道白皑皑地直通到地平线外，营房食堂仿佛蜂窝一般嗡嗡地响着关于和平的谣言。

我站起身来。

我十分镇静。让时光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到来吧，它们不会拿走我什么，它们再也不能拿走我什么了。我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没有希望，倒可以无所畏惧地面对着它们了。这些年来让我忍受过来的生活，我依然看得见，感触得到。我是不是已经征服了它，我不知道。不过，只要它还在那里，那它自会找寻它自己的出路，不管心里的“我”说些什么，愿意还是不愿意。

1918年10月，他倒下了。那天，整个前线是那么的安静，乃至军队报告上只写了这样一句话：西线无战事。

他向前倒下，好似在地面睡着了。把他翻躺过来时，你会发现他并没有遭受太久的痛苦：他的脸上呈现着平和与宁静，好像很高兴结束终于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