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高地的面貌。当地的规则不少，包括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搬进新家以后，米娅和珀尔开始慢慢地学习和适应。比如，她们学会了如何写新地址——“温斯洛路18434号信箱（上户）”，“上户”两个字相当重要，能保证她们家的邮件不会被下户的杨先生误收；她们学会了称呼人行道和大街之间的细长草皮“树草坪”，因为那里种着挪威槭树，每家门口都有一棵，正是由于这一优雅树种的存在，环卫工人才不会把每周五上午收集一次的垃圾桶搁在树草坪上，而是放在屋后，以免影响房前的景观。处理垃圾的时间一到，会有穿橙色工作服、骑大号小轮摩托车的男人四处穿梭，收集各家屋后的垃圾桶，拖进游荡在街头的大卡车的车斗里。刚搬来的那个周五，首次目睹如此景象的米娅几个月后仍然对那一天印象深刻，因为她吓坏了：喷涂成火焰色的宽大摩托车就像某种速度奇快的高尔夫球车，引擎发出震撼的咆哮，箭一般从她家厨房窗外飞掠而过。最后她们还是习惯了这一幕，就像她们习惯了使用两家相邻的车库那样，同样为了避免影响街景，两家车库并排位于房屋后侧，而且学会了雨天时举一把伞下车，免得在跑进家门的路上淋湿。后来，到了七月，杨先生出门两周探望他住在中国香港的母亲，她们才知道，假如不及时修剪草坪，会收到市政部门发来的谴责信（但措辞很有礼貌），提醒她们草的长度超过了六英寸，如果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市政人员将在三天内代为修剪，但要向她们收取一百美元的费用。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她们去学的规矩。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潜规则，然而米娅和珀尔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以“房子该漆成什么颜色”为例，市政部门曾经发布过一份说明，将本地房屋的建筑风格分为三大类：都铎式、英式和法式，要求居民根据不同的建筑风格选择适当的颜色。比如，“英式”房屋只能漆成石青色、苔绿色或者褐色（深浅可以不同），从而确保每条街道的审美和谐；“都铎式”房屋外墙的灰泥必须涂成某种特定深浅的奶油色，木框部分则油漆成特定的深褐色。总而言之，在西克尔高地，一切皆有定规。1912年，设计师规划城市布局（这里是全国第一批预先规划然后建设的城镇之一）的时候，特意把学校安排在学童无须穿过主要马路就能到达的位置。为了交通方便，所有次要街道都与主街相连，犹如百川归海，可以让乘轮渡过来的通勤者迅速进入克利夫兰市区。实际上，这座城市的座右铭就是“经过规划的才是最好的”，背后的潜台词：任何事物都可以——也应该——被规划，从而避免出现不恰当、不愉快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不过，搬到这里的最初几周，也能发现一些不错的事。比如，在打扫房子、重新粉刷和行李拆包的过程中，她们熟悉了周围街道的名字：温切尔街、拉迪摩尔街、林恩菲尔德街，知道了去海因超市该怎么走。米娅认为，顾客在那里得到的是贵族般的待遇。例如，顾客无须亲自把购物车推到停车场，一位身穿熨烫平整的衬衫、衣服上别着工号牌的小伙子会发给你一只红白相间的标签，顾客把标签挂到自己的车窗上，另一位小伙子会把你买的东西推出去，整整齐齐地打包好，放进你的后备厢，而且拒绝收小费。

她们知道了最便宜的加油站在哪里——洛蒙德路和李路的交叉口，单价总是比其他加油站便宜一美分；知道了各处杂货店的位置，哪家可以领到双重优惠券；了解到附近的克利夫兰高地、沃伦斯维尔和比奇伍德的居民会像其他人一样把不要了的东西丢在马路沿上；知道该去哪里买锤子、螺丝刀、油漆和刷子，这些都能在西克尔五金店找到，但只能在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六点间去买，六点钟店主会让员工回家吃饭。

对于珀尔来说，更多的发现来自于房东家的孩子们。

穆迪是第一个游荡到温斯洛路出租屋的房东家的小孩，因为他听母亲对父亲描述了他们家的新房客。“她是个艺术家呢。”理查德森太太告诉丈夫。理查德森先生问是哪种艺术家，她开玩笑地说：“艰苦朴素的那种。”

“别担心，”她向丈夫保证，“她给了我一笔押金。”“这并不意味着她会付房租。”理查德森先生说。但他俩都知道，这点房租不算什么——楼上的房子出租，每个月的租金最多只有三百美元——他们肯定不会只靠这笔小钱过活。理查德森先生是辩护律师，理查德森太太在当地报社《阳光日报》社上班，温斯洛路的房子对现在的他们而言无足轻重，不过是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女儿小的时候投资的一点儿私产。然而，当年正是这房子的租金帮她支付了丹尼森大学的学费，后来，理查德森太太还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的时候，房租又成了她每月生活的“贴补”（这是她母亲的原话），然后她嫁给了比尔·理查德森，成为理查德森太太，两人在西克尔高地贷款买了一栋漂亮的大房子（正是如今在她眼皮底下烧掉的那一栋），又主要依靠这笔钱还清了每个月的房贷。五年前，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她继承了温斯洛路的房子。她父母在去世的前几年早就卖掉了老房子，住进护理中心，但温斯洛路的房子得以保留，因为需要用租金支付他们的护理费，当然，现在理查德森太太之所以没有卖掉这座房子，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