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枯竭的时候，她就把每张照片都洗出来，毁掉所有底片。“我又不打算一照多卖。”穆迪问她为什么不多洗几张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地回答。她很少拍人像——偶尔会给珀尔拍一张，比如女儿躺在草坪上的床板中间那次，但她从来不把珀尔的照片用于工作，也不用自己的照片。有一次，珀尔告诉穆迪，米娅做了一组自拍，在照片里用不同的物品——黑色蕾丝花边、马栗树的叶子、潮湿柔软的海星——挡着脸，最后忙了一个月，把照片的数量精简到了八张。它们既美丽又令人毛骨悚然，珀尔到现在依旧印象深刻：母亲明亮的眼睛从海星的触手之间向外窥探，好像一颗闪光的珍珠。可最后米娅还是烧掉了这组照片和底片，原因连珀尔都无法理解。“你花了那么多时间，”珀尔问母亲，“就为了‘叭’的一下，”她打了个响指，“把它们全都烧成灰？”

“我觉得效果不好。”米娅只回答了这一句。

而她真正保留下来并且卖掉的照片，都是相当令人震撼的作品。

住在安娜堡的豪华转租房的时候，米娅把房东们的许多家具拆分成零件，再加上各种奇怪的装饰——像她手指一样粗的螺栓、原木横梁、单独的脚掌——组合成动物的样子。比如把一张笨重的十九世纪书桌变成“公牛”，两侧的抽屉是粗壮的“牛腿”，抽屉上的铸铁把手是牛的“鼻子”“眼睛”和闪光的“阴囊”，一把呈扇形摊开的笔从桌子里探出来，组成了新月形的“牛角”。在珀尔的帮助下，米娅将这些部件摆在奶油色的波斯地毯上，营造出雾气蒸腾的背景，然后她亲自爬上桌子，以俯瞰的角度拍照，然后把书桌重新拼好；她把一只破旧不堪、已经碎成拱形金属网的中式鸟笼组装成一只老鹰，它伸展的“翅膀”有着黄铜组成的骨架，仿佛正要起飞；她在一张沙发里填充了许多东西，把它变得鼓鼓囊囊的，装扮成一头“大象”，象鼻子高高扬起，好像在吹奏管弦乐。这一系列照片既有趣又令人不安，动物的形象难以置信地精致逼真，只有凑近了才能看出它们是什么做的。通过朋友安妮塔——纽约一家画廊的老板——米娅卖出了不少这种照片。珀尔没去过纽约，也没见过安妮塔，米娅则讨厌纽约，永远不会到那里去宣传她的作品。“安妮塔，”有一次米娅在电话里告诉这位朋友，“我非常爱你，但我不能去纽约做展示，不，哪怕这样能卖出一百份作品也不行。”她顿了顿，又说，“我知道会有这样的效果，但我不能去，你明白的。好了，你已经尽了力，我已经很满足了。”尽管如此，安妮塔还是设法卖出了六七套照片，这意味着米娅可以在接下来的半年中留在家里搞新项目，不用出去帮人打扫房子了。

珀尔的母亲是这样工作的：用四到六个月时间完成一个项目，然后开始下一个。她马不停蹄地工作，做出一组照片，交给安妮塔——通过她的画廊，至少能卖出其中的一小部分。起初的售价很便宜——几百美元一幅，米娅有时候不得不同时接两份甚至三份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作品得到了艺术界的认可，安妮塔能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更多的照片，足够支付米娅和珀尔的账单——食物、房租和大众车的油费——甚至还能付给安妮塔百分之五十的抽成。“有时候一幅照片能赚到两三千美元。”珀尔骄傲地告诉穆迪，穆迪迅速心算了一下：假如米娅每年卖出十幅照片……

有些照片却卖得没有那么好——比如米娅的“骨骼叶脉”摄影系列，只卖出一幅，为此，项目完成后，她一连几个月都不得不去做些奇怪的工作：打扫房屋、插花、装饰糕点。好在凡是需要动手的活计她都擅长。她倾向于选择一些不用直接与顾客打交道的工作，因为这样她就有了独处和思考的时间，像服务员、秘书和售货员之类的职位都不在她的考虑之列。“我做过一次售货员，那时你还没出生，”她告诉珀尔，“但只坚持了一天。一天。经理不停地唠叨，指挥我把衣服挂回架子上去，顾客会偷偷把衣服上的珠子扯下来，拿给我们要求打折出售。我宁愿给人家擦地板——只要让我一个人在房子里待着——也不愿意干这个。”

好在米娅的其他作品确实有销量，而且获得了关注。某个系列——做了一段时间的裁缝之后，米娅开始准备这个项目——的收入，足足支撑了母女俩接近一年的开销。她去二手商店买来一批旧动物玩具——褪色的泰迪熊、破烂的毛绒小狗、开线的兔子——越便宜越好。回到家，她把这些玩具的接缝拆开，掏出里面的填充物翻晒，清洗外皮，重新抛光眼珠，然后再把它们缝到一起——但外皮是翻过来的，里面的部分朝外——看上去有种诡异的美感，磨旧了的粗糙毛皮很像天鹅绒。动物玩偶的神情姿态也有变化：背部和颈部更挺直，竖起来的耳朵更加灵动，眼神清澈了许多，仿佛经历了转世重生，透出一股更为老成、大胆和睿智的气质。珀尔喜欢看米娅工作：她母亲趴在厨房的桌子上，用外科医生的工具——手术刀、针头和镊子——将破旧的玩具改造成艺术品。这套作品的每一幅都被安妮塔卖了出去，据她说，其中一幅还被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她恳求米娅再创作一套类似的作品，或者至少加印本，然而米娅表示拒绝。“这个创意已经完成了，”她说，“现在我要处理其他创意了。”她就是这样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