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荐去平定边疆，自己空有一身学问却依旧默默无闻，古今之事，何曾有异？

甚至，现实比历史还更为荒诞，更为严酷。

门阀制度的恶果很明显，恶性淘汰机制浪费了大量人才，留下的只有出身贵族的子弟，表面繁荣的西晋，能没有潜伏的危机吗？

至否

好在王衍有自知之明，他也知道自己嘴上说说能行，实际打仗就太勉强了。他后来转而开始研究老庄，进入玄学清谈领域。没想到，这个转型太成功了，他居然成为继何晏、王弼、竹林七贤之后，领导西晋清谈的玄学大家，可见人给自己的定位，实在重要。

自何晏以来，大畅玄风，玄学思想家名家辈出，他们或狷介耿直，或蕴藉潇洒，一时间，玄学名士成为文化界最流行的事！

嵇康被杀，竹林解体，并没能制止玄学之风。西晋建国，随着国家的安定、政治的宽松，玄学清谈的风气很快又被带起来。不过，西晋的玄学家们和前辈们相比，明显有很多不同。

首先，正始、竹林的玄学议题，都和现实有密切关系。他们的玄学思辨背后，会深深影响时局政治，所以那时候的玄谈更加惊心动魄。西晋的玄学议题和政治的关系明显弱很多，所以玄谈变得更为“纯粹”，玄学家之间的对立也没有那么尖锐。

其次，在正始、竹林名士那里，玄学和世俗并不截然对立，所以何晏、夏侯玄、山涛等人，都很有政治成绩。但是经过司马氏血腥篡权，知识分子普遍害怕卷入政治惹来横祸，所以西晋玄学家们崇尚务虚，把玄学和世俗政务完全对立。所谓：

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晋书·裴传》）

这种观念导致的结果，是玄学家执政水平直线下滑，一旦有事发生，竟无人能挑起重担。

最关键的是，正始、竹林名士，无不具有真性情、真思想，他们的风流，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并不刻意。但是到了西晋，名士们一味模仿前辈的潇洒外形，刻意表现得与众不同，营造不俗形象——而这种刻意模仿，恰恰沦为最俗气的行为！所以两晋有许多“名士”显得故作姿态、矫揉造作，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真情趣。

之所以和前辈们有这么大的不同，归结到底，还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正始、竹林名士，个个都精通儒、道经典，具备极深的哲学修养和文学水平，所以他们能够开启一个时代的风气，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哪个不是一代文宗？同时呢，这几位都具备极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也正因如此，他们与世俗决裂，是有着崇高理想做底蕴的。

西晋的玄学家们，在文化水平上明显低了不止一个等级。西晋的玄谈家们，有的甚至提倡不看书，根本不深入思考，所谓“读几句离骚，能喝酒，穿宽袍大袖”就可以成为名士。他们随着性子随便扯，也能扯得天花乱坠。

比如西晋有个“名士”庾子嵩，处处以老庄之徒自居，却根本没有读过道家著作，甚至连《庄子》都没读过。有一次，他勉强打开《庄子》阅读，只看了几行字，就看不下去了，却跟别人吹牛说：“我过去虽然没读过这本书，但天下的道理应该是相同的。今天看了看，果然和我心中想的一样！”

就像今天某些人，能把所有经典都曲解成心灵鸡汤、成功学，在他们眼中，儒家、道家、佛家、基督、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讲的东西都一模一样，都是教你如何获得成功、如何活得快乐！这种人现在很有市场，也以雅客名士自居，庾子嵩恐怕与之类似。

此等货色，怎么能和何晏、阮、嵇相比呢？

还有，为了类比“竹林七贤”的名号，西晋的毕卓、胡辅毋之、谢鲲等八位“名士”常常聚在一起，自称“八达”。可是“八达”具体都怎么个“达”法儿呢？竹林七贤中，阮籍不是很爱喝酒吗？刘伶不是喜欢在家里脱了衣服吗？于是，“八达”就常常聚在一起脱光衣服痛饮无度。

有一次，“八达”又聚到一起裸体饮酒，其中一位名叫光逸的来晚了，进不了门，于是光逸就在门外脱光衣服，从狗洞往内大喊大叫。胡辅毋之大惊，说：“这一定是光逸来了，别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于是开门把光逸放进屋，大家又不分昼夜继续痛饮。

这种做法徒具形式，流于表面，让人很是反感，甚至连真正的玄学家乐广都笑着说：

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世说新语·德行》）

狂狷，如果不是为了追求理想所表露的反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么狂狷就是最粗鄙恶俗的行为。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潇洒的背后，是需要有思想做支撑的。缺乏了深入思想和独立人格，西晋的玄风就变得徒具形式、苍白肤浅了。

当然，西晋也还是有一些有水平的玄学家的，比如刚才说到的乐广，就和王衍齐名，同为玄学领袖。

据《晋书》载，乐广有个好朋友，好久没来找他，他很奇怪，就问什么原因。朋友说：“前些日子去你家喝酒，端起酒杯看见里面有条小蛇，当时不好拒绝就喝下去了，回来就犯病。”

乐广心中疑惑，回去一琢磨，才发现墙上有个花雕弓。于是再把朋友找来，让他坐在当日的位置端起酒杯，这才发现里面的小蛇原来是弓影，于是朋友的心病就好了。“杯弓蛇影”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应劭的《风俗通》里也有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