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甜蜜有点不对劲，我感觉，她好像是在说我幼稚。

“那你从那些信里看见什么了？”我问她。

她笑着退回到水槽边。

“你看他提到的，炉子上的牛排，红酒，音乐、尖厉的牙齿、嘴里的唾液，还有‘闻到他们的气息’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只能让我想起一个字，吃。”

“吃？”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你刚刚说，郑铎他们在冰箱里发现人体的小碎骨。高竞，碎尸犯是不会把尸体放在冰箱里的，他们碎尸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被害者的身份，或者便于弃尸，他们碎尸后，通常会很快把尸块扔掉，也许还会扔在不同的地方。把它们放在冰箱——那是我们对食物的做法。”

我望着她，感觉脚底发凉。

我明白她在说什么了。但我承认，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你是说，他们在吃……”

她朝我点头。

“灭门案的被害人不是有肢体损伤吗，耳朵、手指和眼睛……当时我想，他们也许想要一个战利品，但是，这些东西好像不太容易保存，当时冰箱还没普及，他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呢？——它们很快就会发臭，于是我想到，当时食品的供应很匮乏，当然，他们养成这种癖好，跟饿没什么关系，从犯罪心理角度而言，应该是从小受了什么刺激，”她开始转身干起家事来，她把我的盘子放进了洗碗池，“还记得法医报告上说的吗？”

“什么？”

“并不是所有人都中毒。孩子和妇女都没有中毒。而且孩子的体内还有泻药成分。警方认为那是下毒行为，但实际上，那可能正好相反。”

“泻药是解毒剂。”我的额头都出汗了。

“对，而没有中毒的人都遭到了切割，当然了，老人除外，为什么？……人们是不会吃有毒的食物的。老人么，买菜我们都会买嫩的……”她突然念道，“看看我们有多特别！”听到这句，我的心一阵狂跳。太恐怖了！

“所以说，当年第一人民医院的尸体被偷割事件……”我没说下去。

“是前一晚刚死的尸体。”莫兰背对着我说，“我猜那时候大概比较容易切割，而且比较新鲜。再说还是车祸身亡的，应该没什么大毛病——人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会非常小心谨慎。尤其是食尸者。”

食尸者，这三个字听得我头皮发麻，同时又犯恶心。这事让我太意外了，直到我离开家门，脑子里还一直走马灯似的变换着各种血腥的场景，我还仿佛看到王宝国和苏湛在长长的餐桌前相对而坐，他们谈笑风生，收音机里播放着音乐，餐桌上则放着两个盘子，一盘是人的眼珠，另一盘是刚煮过的耳朵和手指……莫兰没有在我吃牛肉煎包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是明智的，我真的快吐了。

我离开家时，在路上给郑铎打了个电话。

我把莫兰的想法告诉了他。

郑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当他开口时，他并没有直接对我说的话作出反应。

他说：“你知道吗，他死的时候，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东西了，肚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我们现在确定他不是脑溢血，而是饿死的。”

“饿死的？”

“我猜想他是因为年事已高，失去了捕食能力，所以才会饿死。他的菜单上一旦失去那最特别的一道菜，其它食物就会变得难以下咽。——‘看看我们有多特别’。我终于明白是什么意思了！”郑铎几乎是笑着把话说完的。我知道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莫兰的“猜想”。

他答应让法医再作一次全面的尸检，同时，他告诉我，他已经申请了勘察犯罪现场的报告，“如果报告批下来，我马上会带着人去一趟徐家，这下会把她家来个兜底翻。”在挂电话之前，他又问我：“你女朋友叫什么？”

“她是我太太。她叫莫兰，你问这个干什么？”

“太太？可惜了。”他说。

“你是什么意思？”我不喜欢他说话的口气。

“能想出这种事的女人不一般啊。如果你们分手，一定要通知我。”

等挂了电话，我才意识到他是什么意思。妈的，他好像还挺认真的。

那天，为了摆脱食尸者的可怕联想，我把自己丢进了邮局的后仓库。负责接待我的邮局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准备在下个月销毁部分旧票据。我觉得我还真走运，在忙了三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在角落的灰尘里找到一大包文革时期的票据。接着，我花了近一下午的时间在那包票据里查询收款人姓名为徐海红的汇款单。

这可是个细致活，必须每张都查看一遍，而那里至少有几万张票据，也许更多。后来邮局派了两个工作人员来协助我。结果，到傍晚6点，我们终于找到了两张汇款单。

我一看，两张都是苏湛寄来的，上面还有他的诊所地址和电话。时间分别是1965年3月和1966年5月，每次都是35元。这些钱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馈赠了。我想，对于从小被父母遗弃，长大后又倍受欺凌的徐海红来说，这些钱恐怕不仅仅代表经济上的援助，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她的生活中最缺乏的应该不是钱，而是爱。如果这个男人愿意为她提供保护，给她钱，或许还会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倾听她的哭诉，那她会怎么做？

我想到苏湛信里所写的话，“她不在乎我把她带到地狱的第几层。只要能跟我在一起，她愿意终生跟我为伴。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我除了回报她我最真实的一面，除了这样，我不知道我还能否有别的选择。”所以说，既然她爱他爱到什么都不在乎，那她很可能愿意为他做一切事，包括协助他杀人。

我将两张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