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让我去体验。”

“超脱，”莫里又说道。

他闭上眼睛，接着咳了起来。

又咳了一下。

咳得更重了。

突然，他的呼吸急促了。他肺部的淤积物似乎在捉弄他，忽而涌上来，忽而沉下去，吞噬着他的呼吸。他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是一阵猛烈的干咳，连手也抖动起来——他闭着眼睛双手抖动的样子简直就像是中了邪——我感到自己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我本能地把他拉起来，用手拍打他的背部。他把手巾纸递到嘴边，吐出了一口痰。

咳嗽停止了。莫里一头倒在海绵枕头上，拼命地呼吸着。

“你怎么样？你没事吧？”我说。我在竭力掩饰自己的恐惧。

“我……没事，”莫里低声说，他举起颤抖的手，“稍等……片刻。”

我们无声地坐着，等他的呼吸渐渐趋于平缓。我的头皮里也沁出了汗珠。他叫我把窗户关上，外面吹进的微风使他感到冷。我没有告诉他外面的气温是华氏八十度。

最后，他像耳语似地说，“我知道我希望怎样地死去。”

我默默地听着。

“我想安详地死去。宁静地死去，不要像刚才那样。

“那个时候是需要超脱的。如果我在刚才那阵咳嗽中死去的话，我需要从恐惧中超脱出来，我需要说，‘我的时刻到了。’

“我不想让世界惊慌不安。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接受它，进入一种安宁的心境，然后离去。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现在别离去，我赶紧加了一句。

莫里挤出了一丝笑容。“不，现在还不会。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

你相信轮回转世吗？我问。

“也许。”

你来世想做什么？

“如果我能选择的话，就做一头羚羊。”

羚羊？

“是的，那么优美，那么迅捷。”

羚羊？

莫里冲我一笑。“你觉得奇怪？”

我凝视着他脱形的躯体，宽松的衣服，裹着袜子的脚僵直地搁在海绵橡皮垫子上，无法动弹，犹如戴着脚镣的囚犯。我想象一头羚羊跃过沙漠的情景。

不，我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教授，第二部分

莫里曾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过好几年，那家医院有一个听上去挺宁静的名字：栗树园。如果没有这段人生经历的话，莫里就不会是我所认识的那个莫里，也不会是众人所认识的那个莫里。那是莫里从芝加哥大学读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后最早找到的一份工作。他摈弃了医学、法律、商贸专业后，把搞研究看成是一个不靠剥削别人而有所贡献的工作。

莫里得到了医方的允许，他可以观察病人的行为举止，记录下对他们的治疗方法。这个做法在今天看来是很普通的，但在五十年代初它却极具挑战性和富有开拓精神。莫里看到了整天尖叫的病人，看到了整夜哭闹的病人。有的病人故意弄脏自己的内衣内裤，有的拒绝进食，得被人按倒后进行药物治疗，靠静脉注射让他进食。

病人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每天走出病房，俯卧着躺在铺着瓷砖的大厅里，一躺就是几个小时，医生和护士就在她身边走来走去。此景让莫里觉得非常可怕。他作了记录，这是他的工作。她每天都这样重复着：早上出来，在地上躺到傍晚时分，不跟别人说话，也不为他人所注意。莫里看了很难受，他也去坐在地上，甚至和她并排躺在一起，试图帮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最后，他终于使她坐了起来，甚至回到了病房。他琢磨出了其中的原因，她最需要的其实也是许多人都需要的东西——有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莫里在栗树园工作了五年。虽然院方并不鼓励他这么做，但他还是和一些病人交上了朋友，其中有一个女病人和他开玩笑说，她能进这儿来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我丈夫有钱，他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要是进那些价格便宜的精神病院，那才惨呢。”

另一个女病人——她朝任何人吐唾沫——也对莫里产生了好感，称他是她的朋友。他们每天交谈，其他的医务人员见有人能与她沟通，也都抱着赞许的态度。然而有一天她逃跑了，人们叫莫里帮着把她找回来。他们在附近的一家商店找到了她，她躲在很靠后的一个地方。当莫里进来时，她向他射去愤怒的目光。

“原来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她咆哮着说。

“和谁一伙？”

“看守我的狱卒。”

莫里观察到那儿的病人大多数在生活中都遭到别人的冷淡和厌弃，使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他们也得不到同情——这种同情心在医务人员的身上很快就耗空了。许多病人都很有钱，来自富有的家庭，显然财富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幸福和满足。这是莫里永远不会忘记的经验教训。

我常取笑他说，他是对六十年代念念不忘的老古董。他回答我，与现在相比六十年代并不太糟。

他在精神病医院干完后便去了布兰代斯大学，那时正要进入六十年代，在短短的几年里，校园成了文化革命的温床。吸毒，性开放，种族歧视，反战示威。阿比·霍夫曼去了布兰代斯，杰里·鲁宾和安吉拉·戴维斯也去了布兰代斯。莫里的班上有许多激进分子。

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原因是，那些教社会学的教授不单单是教书，常常也卷入到社会和政治中去。比方说，他们都持激烈的反战态度。当教授们得知那些没有达到某一分数线的学生将被取消缓役资格时，他们便决定不给学生们打分。当学校当局说，“如果你们不打成绩，这些学生就作不及格处理时，”莫里提出了建议：“给他们全打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