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果真这么做了。

六十年代为校园带来了发展，也为莫里所在系的教授们拓展了思路，其中包括上课时开始穿牛仔裤和凉鞋，也包括把教室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场所。他们改变了单一的讲课模式，更提倡讨论的学习方法。他们不再追求理论而是推崇实践。他们把学生送到南方腹地[13]去研究人权，送他们去内地城市做实地考察。他们还去华盛顿参加示威游行，莫里经常和学生们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在一次外出的旅途中，他颇觉有趣地看见一些穿戴着长裙和爱情念珠的姑娘们把鲜花放入炮筒，然后坐在草坪上，合拢着双手，试图去感化五角大楼。

“她们打动不了五角大楼的，”他后来回想道，“但是个不错的尝试。”

有一次，一群黑人学生占领了布兰代斯校园里的福特教学楼，并打出了马尔科姆·艾克斯[14]大学的横幅。福特教学楼设有化学实验室，校方担心那些激进分子会在地下室里制造炸弹。莫里心里比他们清楚。他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人需要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价值。

僵局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而且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这时莫里正好经过那幢大楼，里面有个示威者认出了这位他最喜欢的老师，于是大声喊他从窗口进去。

一个小时后，莫里带着一份示威者的要求从窗口爬了出来。他把这份要求送到了校长那里，形势得到了缓解。

莫里总是充当和平的使者。

在布兰代斯，他给学生们讲授社会心理学，心理疾病和健康以及小组疗程。教授们并不注重现在所谓的“职业能力”的培养，而是偏重于“个人发展”的研究。

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企业管理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也许会把莫里的努力视作既愚蠢又幼稚的行为。他教出的学生能赚多少钱？他们能打赢多少有高额报酬的官司？

然而，有多少企业管理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大学后会再去看望他们的导师？莫里的学生却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就在他最后的几个月里，有数以百计的学生回到他的身边。他们来自波士顿、纽约、加州、伦敦和瑞士；来自公司的办公室和内地的学校。他们打电话，写信。他们千里迢迢地赶来，就为了一次探望，一句话，一个微笑。

“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像你这样的老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

随着我对莫里的探访的继续，我开始学习有关死亡的学说，研究不同的文化对人生最后这段旅程的不同诠释。比如说，在北美的北极地带有个部落，他们相信世界上的一切生灵都存在着灵魂。它是一种缩小了的依附在躯体内的原我——因此，鹿的体内还有一头小鹿，人的体内也有一个小人。当大的躯体死去时，小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