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听着评论员的评述，成群的黑人在法庭外的街道上庆贺，而白人则目瞪口呆地呆坐在饭店里。人们称这一判决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尽管每天都有谋杀发生。康尼去了客厅。她看腻了。

我听见莫里书房的门关上了。我盯着电视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看，我对自己说。然而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把莫里从椅子上拖了起来。我笑了：就在“世纪审判”戏剧性地收场时，我的老教授正坐在抽水马桶上。

*

1979年，布兰代斯的体育馆里有一场篮球赛。我们的球队打得不错，学生席上响起了叫喊声：“我们第一！我们第一！”莫里就坐在旁边，喊声让他感到困惑。终于，他在一片“我们第一”的叫喊中站起来大吼一声，“第二又怎么样？”

学生们望着他，停止了叫喊。他坐了下来，得意地笑了。

视听教学，第三部分

“夜线”节目组的摄制人员回来进行他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采访。这次的氛围和以前的不一样。这次与其说是采访，还不如说是作伤心的话别。特德·科佩尔打了好几个电话后才上场，他问莫里，“你觉得行吗？”

莫里自己心中也没谱。“我现在整天都感到很累，特德。我还常常喘不过气来。如果我一时说不上来，你能替我说吗？”

科佩尔说行。接着这位处事一向冷峻的主持人再次说，“如果你不想进行这次采访，莫里，没关系，我可以对着镜头跟观众说再见。”

后来，莫里颇感得意地说，“他被我感化了。”的确如此。科佩尔如今称莫里为“朋友”。我的老教授竟然激发出了电视业的同情心。

莫里在这个星期五下午的采访中仍穿着昨天穿的那件衬衫。他现在隔天换一次衣服。今天他也不想破这个例。

和前两次的科佩尔-施瓦茨会晤不同，这一次自始至终是在莫里的书房里进行的，莫里已经成了那张躺椅的囚徒。科佩尔一见到莫里先吻了他，然后侧身从书橱前挤到了镜头里。

正式采访开始前，科佩尔询问了疾病的进展情况。“变得有多糟，莫里？”

莫里无力地抬抬手，连腹部也没超过。他只能抬到这儿。

科佩尔有了答案。

摄像机转动起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采访开始了。科佩尔问莫里他对死神的临近是不是感到更害怕了。莫里说没有。事实上，他反而不怎么怕了。他说他正在远离外面的世界，不再像以前那么多地听人读报，也不太关心来往的信件，更多时候是听听音乐，看窗外的树叶渐渐地变换颜色。

莫里知道还有其他的人也遭受着ALS的折磨，有些还是名人，比如说斯蒂芬·霍金，这位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和《时间简史》的作者。他的喉咙开了个洞，说话要靠一只电脑合成器的帮助，笔录靠一台传感器根据他眨眼睛的变化来作出判断。

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这并不是莫里选择的活法。他对科佩尔说他知道该什么时候说再见。

“对我来说，特德，活着就意味着能和别人交流。就是说我必须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感受。能同他人交谈，去感受他们的思想……”

他呼了口气。“当这种能力消失时，莫里也消失了。”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交谈着。因为前两次采访中都提起过，科佩尔这次又提了“擦洗屁股”的老话题——也许想得到对方一个诙谐幽默的反应。但莫里累得连笑都很困难。他摇摇头。“当我坐在便桶上时，我怎么也坐不直身子。我老是往前倾，所以他们得扶住我，完事后他们还得替我擦洗，眼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他对科佩尔说他想安宁地死去。他当众发表了他最新的格言：“别走得太快，但也别拖得太久。”

科佩尔心酸地点点头。第一次“夜线”节目播出至今才过去了六个月，但莫里·施瓦茨显然已经垮了。他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在衰竭，如同一部死亡的连续短片。然而，尽管他的躯体在腐朽，他的人格精神却更加光彩夺目。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摄像机的镜头拉出了莫里的特写——甚至连科佩尔也不在镜头内，只传出他的画外音——主持人问我的老教授还有没有话要对成千上万被他感动的观众说。我不禁想到了死囚临刑前人们也会这么问，当然，科佩尔并没有联想到这个。

“要有同情心，”莫里声音微弱地说。“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他吸了口气，然后加上了他的祷文：“相爱或者死亡。”

采访结束了。但不知是什么缘故，摄影师仍让机器转动着。于是，最后的场面也留在了像带上。

“你干得不错，”科佩尔说。

莫里无力地笑笑。

“我把所有的都给你了，”他低声说。

“你总是这样。”

“特德，这疾病一直在敲打我的灵魂，但它夺不走它。病魔可以夺去我的躯体，但无法夺去我的灵魂。”

科佩尔的眼眶里已经盈满了泪水。“你做得很好。”

“你这么认为？”莫里翻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我在和上帝谈判。我问上帝，‘我能成为天使吗？’”

这是莫里第一次说他在同上帝交谈。

第十二个星期二

——谈论原谅

“临死前先原谅自己，然后原谅别人。”

这是“夜线”专访的几天以后。天空中阴霾密布。莫里盖着毯子，我坐在他那张躺椅的另一头，握着他裸露的脚。脚上长满了硬皮，而且呈拳曲状，脚趾甲呈黄颜色。我拿着一瓶润肤液，挤一点在手上，然后按摩他的脚踝处。

这是几个月来我看见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