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们需要看一下是不是慢性的，所以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监测您的身高变化，以便了解弓腰的症状是否在加剧。要是您能站起来一下，请……”

卡卡尼蒂斯女士艰难地从椅子上起身，靠着墙上的标尺站好。

“不好意思，请您稍等一会儿……”吉阿尼斯边说边起身，“我得去拿样东西。请您就这样站着别动。”说完，他离开了诊室。

他靠着外面的墙待了几分钟，心怦怦直跳。只是听到她的声音，就会勾起他心底种种不快的往事，让他想起当初忍受的疼痛折磨。

医院里闷热得让人窒息。空调已经坏了好多天，空气污浊不堪，充斥着消毒水和汗水的味道。吉阿尼斯走出医院大门，穿过停车场，在一片长着矮灌木、满是烟头的空地上收住脚步。他倚在一棵树上，点燃了一支烟。在家，他从不抽烟，因为弗蒂妮讨厌烟味，但工作时却常常屈从于烟瘾的诱惑。在这所年久失修、疏于管理的医院里，因为长年承受繁重的工作，抽烟成了他排解压力的唯一途径。还有好几个医务人员也选择这种放松方式。

在吉阿尼斯的职业生涯中，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无法治疗一个病人。他无法照看一个他不在乎的人的健康。

他抽了一支又一支。时间悄悄流逝。再次看表时，他发现已过去了三十多分钟。今天的病人中，卡卡尼蒂斯女士是最后一位，所以他觉得没必要那么赶，于是慢悠悠地返回医院大楼。

吉阿尼斯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卡卡尼蒂斯女士怀着对医生职业的无比崇敬，一直靠墙站着。她不敢随便坐下。

其实没过几分钟疼痛便席卷全身，可她仍坚持立在原地。她的每根骨头都在发出抗议，强烈要求她坐下，但要是医生回来时发现她坐着，那就意味着她违背了医嘱。所以，她下定决心，一直站着。

吉阿尼斯再次出现时，这位老妇人正疼得强忍住泪水。

“让您久等了，实在抱歉。”他轻快地说，“我们先量一量，您就可以坐下来了。”

他记下了她的身高，让她平躺在长椅上，进行脊椎检查。衰老的症状相当明显。有时，他也会吃惊——人们总是在经受极大痛楚后，才来看医生。

“好了，”检查完毕，他说，“请坐吧。”

她重重地跌坐在吉阿尼斯桌对面的椅子上，看他做了几行记录。?

“您能给我开点儿药吗，巴里纳吉斯医生？”

吉阿尼斯抬起头。“我不是巴里纳吉斯医生，”他说，“他这周不在。”

“哦，”她说道，话音里明显有一丝绝望。“不过我想问的还是一样，您能给我开点儿什么吗？”

“现在还不行，”他说，“一个月以后再来吧。到时候巴里纳吉斯医生应该就回来了。”他站起身，向病人明确示意，问诊已经结束。

“谢谢您，医生。”卡卡尼蒂斯女士说。接着，她费力地站起来，挪动僵硬的身子朝门口走去。她停了一下，望了望挂在门背后的白大褂上的姓名牌，然后用蜷曲的双手，拧动门把手。

老妇人蹒跚地走出诊室。吉阿尼斯盯着她踽踽独行的背影，发现自己居然能透过她的薄衬衣看到她背后那道如梯子般粗大而歪扭的脊柱。门在她身后合上了。而他，却忽然如梦初醒。多半就是这位老妇人成就他如今能身在此地。当年在教室墙角罚站，一连数小时盯着墙上的人体解剖图，是他后来走上学医道路的催化剂。羞愧感犹如手术刀的利刃，刺痛了他的心。

门外的走廊里，老妇人仍在等电梯。他加快脚步。

“卡卡尼蒂斯女士……”

她抬起头。吉阿尼斯看到那双圆眼睛直视着他。

“我对不住您。”他主动坦白。

“我也是呢，帕帕兰博斯医生。”她说着，激动得哽咽了，“我也对不住你啊。”

克里特岛的一晚

游客大军终于退去。出售粉红色游泳气垫和廉价的台湾产比基尼的商店已经关门歇业，明年春季才会重新开张，所以现在连窗户都被木板封得严严实实。路边的桌子上，丰收的葡萄堆积如山；橄榄日渐成熟，等着十二月收获。夏季过去，克里特岛又迎来了新鲜的水果和丰沛的雨水。对于当地人来说，这才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他们又可以不受外人打扰，自由自在地过着舒坦日子，畅快呼吸岛上清甜的空气。

外国游客离开后，克里特岛上这座小村子的核心一如既往地运作着。每天，甜品店依然烘烤出各式馅饼，最好的餐馆照常营业——即使其他店主都已离开此地，到别墅过冬去了。神父在依傍着水的小教堂里为所有信众主持礼拜仪式。

生活又回归它原本安静而有序的轨道。身着黑衣的寡妇们——那面料的颜色居然和首日服丧时一样乌黑——坐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和男人们隔得远远的。男人们在下西洋双陆棋。骰子在棋盘上滚动作响。玩家把棋子从一个三角形区间挪到下一个区间，慢慢地打发数小时时间。棋子相互撞击，咔嚓咔嚓的，仿佛在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话，比下棋的男人更健谈。

这些年过七旬的老人从记事起就彼此知根知底，所以如今几乎已无话可聊。他们甚至连呼吸的节奏都是一致的。当地的一些新鲜事儿，比如副市长选举，谁家生孩子了，谁过世了，兴许会成为他们讨论的话题，然而外面世界的新闻，例如金融危机或秘鲁地震，却不会引起他们哪怕是片刻的兴趣。他们的父辈也曾这样坐在广场上。这座海边的小村落，这片广场，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

如今，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住在这里。大多数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