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红红的。

再后来，她就进了轧钢厂。

我知道她为什么选这里——纺织厂女工多，环境舒服，可轧钢厂工资高海棠家条件不好，她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要养，对她来说，工资高比什么都重要。

而且在轧钢厂，她长得漂亮，声音又好，身边围着不少追捧她的男工人。

有时候我能看见她背着的绿色军包里，会莫名其妙多出来些水果糖、饼干之类的零食，不用问也知道，是那些男工人送的。

她对我好，我心里清楚，可我不能回应。

冉秋叶的事还在我心里留着阴影，我不敢再轻易触碰感情，更何况，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来灭顶之灾。

所以每次她跟我打招呼，我都只是点点头，客气地应付过去，从不多说一句话。

这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翻译一份俄文的轧钢机维护手册，门突然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李副厂长。

他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脸上没什么表情，走到我桌前，把一个信封放在我面前：“小何，有个事交给你办。”

我停下笔，抬头看着他：“李厂长，您说。”

“下属的红星农机厂，昨天收购了一头大肥猪，准备给厂里的工人改善伙食，可他们家的厨子闹脾气，不干了。”

李副厂长顿了顿，语气平淡地说。

“农机厂的领导没办法，托到我这来了，想让你去帮忙掌掌勺，把这猪给处理了。他们说了，不会让你白忙，回头给你一条猪前腿当回礼。”

我心里“咯噔”一下。

红星农机厂在郊外的庄子上，离市区远得很，而且我已经升了职，算是领导干部一级了，就算我，厨艺再好，也不至于跑去给下属单位做菜。

李副厂长突然让我去做这事，哪是真的让我帮忙？

我跟杨厂长走得近，上次升技术顾问，也是杨厂长力排众议提拔的我。

李副厂长跟杨厂长向来不对付，明里暗里都在较劲，他让我去农机厂，说白了，就是一次试探，也是一次敲打——看看我是不是只听杨厂长的，还听不听他这个副厂长的话。

要是我敢拒绝，往后在厂里，他肯定会给我穿小鞋；要是我去了，就等于给他递了个台阶，告诉他我不会跟杨厂长绑死。

而且那条猪前腿，在这缺肉的年月里，可是个稀罕物。

他把这话摆出来，就是看我会不会为了这点好处，乖乖听话。

我心里转得飞快，脸上却没露出半点异样，立刻站起身，拿起桌上的信封：“没问题，李厂长，我这就去。”

李副厂长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点了点头：“行，那你抓紧时间，农机厂那边还等着呢。”

他走后，我拿着信封坐在椅子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信封里是农机厂的地址，还有一张写着联系人姓名的纸条。我知道，这一去，不光是要处理那头猪，更是要在李副厂长面前表个态。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想要安稳活下去，光有技术还不够，还得学会在这些暗流里周旋。

我收拾了一下桌上的东西，把俄文手册放进抽屉里锁好，又从柜子里拿了件外套——郊外比市区冷，得多穿点。

走到门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的窗户，外面的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我深吸了口气，推开门走了出去，朝着郊外的红星农机厂方向，迈开了脚步。

暮色像一块浸了墨的粗布，沉沉压在红星农机厂的铁皮屋顶上。

我刚从吱呀作响的公交车上下来，鞋跟碾过路边冻硬的泥块，便听见厂区里传来一阵沸反盈天的嘈杂——不是机器轰鸣，是人的喊声、奔跑的脚步声，还有金属工具碰撞的脆响，裹着寒风往耳朵里灌。

我站在锈迹斑斑的铁门外，眯眼往里头瞧。

昏黄的路灯下，穿着蓝色工装的职工们像没头的苍蝇似的四处乱窜，有人举着木棍，有人攥着麻绳，还有个女工手里居然还拎着个空菜篮子，嘴里念叨着“可别跑远了”。

看门的张大爷正靠在门房的暖气片上抽烟，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见我探头，才猛吸了口烟把烟蒂摁灭：“你是来帮忙的吧？嗨，别提了，厂里那宝贝猪跑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

早听说红星农机厂这半年日子紧巴，食堂顿顿都是白菜萝卜，好不容易托人从乡下买来一头三百多斤的大肥猪，就等着冬至这天杀了给全厂职工改善伙食。

这猪可不是普通的牲口，是能让饿了大半年的工人们眼睛发亮的“宝贝疙瘩”，如今跑了，难怪全厂都动了起来。

我来不就是为了收拾这头猪的么。

“张大爷，我是轧钢厂派来的，姓何，专门来帮厂里处理这头猪。”

我掏出工作证递过去，张大爷眯着眼看了半天，又把证还给我，转身就往厂区里跑，嘴里喊着：“刘厂长！何师傅来了！”

没等我把围巾裹紧，就看见一群人朝着门口快步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只是额角的汗珠和急促的呼吸暴露了他的焦急——正是农机厂的刘厂长。

他一把握住我的手，掌心粗糙得像砂纸，力道大得能捏碎骨头：“何师傅，可把你盼来了！这猪要是找不回来，我这厂长都没脸见人了！”

他身后跟着的几个主任干事也连连点头，脸上满是期盼。

我刚跟着他们跨进厂区，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欢呼：“抓到了！抓到了！”

一群职工围着猪圈，七手八脚地把一头黑黢黢的大肥猪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