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但是我能猜出来，我只是从来不说，也不问。我厌倦了争吵，人生短暂，我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我想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一起在茶馆里坐一会儿，默默喝一杯茶，也是一种幸福。

然而我没料到，我终于还是不得不面对这一切。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在发高烧，我想带他去看病，他拒绝了，还拒绝我接近他，当我想用手去试探他的额头时，他惊慌地躲开了。我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其实之前，我就已经有所察觉，自他从泰国旅游回来后，他就以各种理由躲着我。那天，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他得了艾滋病。他去泰国的时候，玩得太疯了，回来后就发现不舒服，那时他心里就有怀疑，后来他用假名去作了检查，得到了确认。那天晚上，他再次向我提出分手，我明白他是不想传染给我。然而就在我追问他之前，我就已经作了决定，我告诉他，我会留在他身边。我还记得，听了我的话后，他站在窗边静静地看着我，然后走过来，“对不起。”他轻声说，接着他拉了下我的手，又马上放开了。

接下去的一段日子，我开始照料病中的他。我无数次劝他去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但他都拒绝了。他反复跟我说，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丑事，他不想变成别人的谈资。我知道，他如此坚持，也是考虑到了我的因素，因为一旦我们的事败露，影响到的不仅是我，还有加英和致远。可那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告诉他，我可以跟加英离婚，我当时想，只要能救他，怎么做都可以。但他马上就搬出一大堆他从图书馆找来的资料，他想说服我，即使他被送医，死亡的几率仍然很高。“既然都要死，何必要死得那么难看？”

但是，难道就这么等死吗？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于是，在最初的几个月，我们总在反反复复地争论这件事，有一次，我试图偷偷打电话给卫生局，想让他们强行把他送去治疗，但很不巧地被他发现了。他用刀顶着自己的脖子，威胁说假如卫生局的人敢走近他的房子，他就立刻自杀。我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于是只能放弃。

后来，他说他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想住到郊区去，我便帮他把公寓卖了，在郊区买了一幢有院子的小房子。我那时没想到，他已经把什么都计划好了。

他的病来势汹涌，几个月的工夫就让他整个人都变了形。虽然，他几乎没断过抗菌素，我每次去也强迫他吃新鲜水果和蔬菜，有时候还榨果汁给他喝，但这些都抵抗不了病菌的攻势。今年11月的时候，他就已经病入膏肓。我替他请的护工说，他几乎每天都会呕吐和昏厥。到12月初，他已经瘦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皮肤则大面积地溃烂，无论擦什么药膏都无济于事。然而，尽管如此，他的意识却一直很清醒。

去世前，他付了双倍的工钱给护工，解雇了她。等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很理智地告诉我，他已经趁我不在的时候，从银行里陆续取出了他所有的钱，他要把这些钱都留给我。接着，他提出了最后的要求，让我将他秘密埋葬。他说，我无须搬运尸体，只要将他就地埋在院子里就行，而这就是他当初买下这房子的目的。他把这里当成了他最后的归宿。

三天后，他就去世了。

我永远记得，他最后一刻的神情。那天我替他洗完头后，他躺在床上，朝我招招手。我走了过来，看见他的嘴在蠕动，便俯下身去听他在说什么。“抱抱我。”他说，我听了好久才听清这句话。我张开双臂，紧紧将他抱住，这是八个月来，我们第一次如此亲近，然而，他跟八个月前已经判若两人。他轻得只有过去一般的分量。他变小了，就像孩子一般钻到了我怀里。我仿佛听到他在我耳边低语，但这次我无论如何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以为他要喝水，或是想吃一片苹果，而等我放开他，想问他的时候，却发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虽然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结果，我也曾一百遍一千遍想到过类似的场景，我甚至已经计划好了到时候自己该怎么做，但是，当我真的身临其境时，却还是惊慌失措，完全失去了方向。我记得我撒腿跑出门去，我知道在那种时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帮我，那就是加英。而等我奔到家门口时，我已经平静了下来。我小心地擦干眼泪，敲响了房门。我不想让致远看见我的狼狈。

加英自始至终都知道晓天的存在。他患病的事，我也不曾瞒她。所以，她跟我一样，也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天的来临。那天清晨，她听了我的叙述后，便马上跟我一起去了晓天的房子。我们并没有将他就地掩埋，因为加英告诉我，那地方可能会被动迁。我当然不希望推土机的隆隆声惊动晓天的长眠，更何况，假如他们挖到尸体，会产生很多别的问题，所以最后，我们将他的尸体装在一个箱子里，带到了更远更偏僻的山区。我们把他安葬在一片幽深的林子里，虽然没有立墓碑，但是我记得在他的墓旁有两颗枝叶茂密的山毛榉。我还在树上刻了一个大写的Ｚ作为标记。我想有一天我会回来看他。

在那之后，我将晓天给我留下的三十万元存入了致远的账户。我知道善待她的儿子，就是对加英最好的感激。

加英得知有那笔钱后，曾经感叹，她的运气没我好，因为晓天至少给了我回报，但她呢，穷其一生爱的人，不仅什么都没给她，而且，她永远摸不透对方的心。

加英跟我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