畑俊六之所以对侵占西安不感兴趣，是因为他正在武汉部署“一号作战”的第二期行动，侵占长沙，他那里兵还嫌不够用哩，如何还能再拨得出去。

自日军侵占武汉，不知道多少趟想打长沙的主意，光长沙会战前后就有过三次，可每次都不尽如人意，第三次长沙会战更是一败涂地，整个第十一军都因此差点萎掉。

前面三次，均由第十一军司令官负责，却都没打好，这次我要亲自来。

5月25日，畑俊六大将以驻华日军最高长官的身份来到汉口，并将指挥所设于第十一军司令部内。

死架子

畑俊六现在很迷信，打仗还得挑日子。

说起来，迷信这东西，跟人的心理大有关系。你如果老是一帆风顺，也许就想不到要找尊菩萨来保佑保佑，比如徐州会战那会儿，畑俊六就不会去看黄历，他只需派“快速挺进队”抄一下底，就可以决定整个战役的胜负。

时过境迁，在日军再也不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几乎所有指挥官都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特别是此次作战与以往不同，本身就是只能赢，不能输的。

畑俊六选的日子是5月27日。

这个日子是有讲究的。日俄战争时，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舰队在日本海上奇迹般地击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一举奠定胜局，那一天就是5月27日，从此被日本作为海军节。

在畑俊六看来，这是一个黄道吉日。在日本海陆军全面出现颓势的情形下，没准他还能成为陆军史上的东乡平八郎呢。

5月27日，第四次长沙会战如期打响。

对日军准备侵占长沙，薛岳开始并不相信。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这位老兄威名显赫，声隆中外，连陈纳德都以能跟他称兄道弟为荣，他自己的感觉也是好到不能再好，乃至数天下之大，似乎就剩他这么一个军事天才可以谈谈打仗这件事了。

常德会战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请他接济军粮，他竟然在电文上批道：“你丢了我的粮仓，我哪里有粮给你？”

孙连仲是个厚道人，拿着这样一封电文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又通过孔祥熙来请薛岳帮忙。

薛岳根本就不给行政院长面子，拿过电报，只写两字“不理”，然后随手丢进了字纸篓。

薛岳认为，日军会攻六战区，也会攻五战区，就是不会攻九战区，原因很简单，“日军于三战之余，不敢问津长沙”，有我“民国岳飞”镇守在此，他们怎么敢？

等到日军侵占长沙确定无疑，薛岳才开始组织会战，这时候连份具体的作战计划都未来得及起草。

不过，他认为没关系。嘿，不是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成功经验吗？再用“天炉战法”套一下不就行了，守株待兔，决战长沙，用不着什么计划不计划的。

薛岳不知道，其实他的“天炉战法”早就是一个死架子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谁不研究这个东东？连三战区的顾祝同都想从中学一手，更别说喜欢用显微镜来做考证的日本人了。

另外一方面，即使薛岳能提早把他的死架子变成活架子，是否有胜算也是件没把握的事，何况他还根本没想。

龙卷风

当日军强渡新墙河时，薛岳还以为日军兵力不多，进展不快，但是眼看着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卷涌过来的已经不是一般风浪，而是从未见过的龙卷风。

以往武汉第十一军都是既要出击又要看家，才跑几步远，就得被“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给喊回去，所以历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都像是被人用绳子拴住的一只猴，只能在一个不大的圈子里蹦来跳去。

这次是彻底解放。日本统帅部专门成立武汉防卫军，以代替第十一军的守备任务，允许其全部出去打仗，而且能冲多远就冲多远。

第十一军出击部队由此达到八个师团，并配备有六个相当于旅团编制的野战补充队，可随时进行兵员补充。

在横山勇第十一军的猛力冲击下，各部队都是自顾不暇，自身都难保，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侧击和包围。

杨森的第二十军自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来，就以灵活顽强著称，打一阵后经常能钻到侧后去袭击对方，这次却无论如何站不住脚，拼尽全力才得以突围。

“天炉战法”真的成了一个死架子，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法宝一一失效。

驻守长沙的是张德能第四军，这是平时薛岳压箱底的部队，作战力也很强，但日军太多了，他们这区区一个军，既守不了长沙，也守不了岳麓山，处境极其尴尬。

特别是此次日军吸取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教训，他们通过湘江运来大量的炮兵部队，其中的平射炮用于近距离射击地堡，一炮或者最多几炮，就能将地堡给轰掉，命中十分容易，而重炮则集中压制岳麓山炮兵阵地，使得中国炮兵威风大减，并逐渐由声嘶力竭转向噤若寒蝉。

屋漏偏逢连夜雨，如今连“洋哥们”陈纳德都帮不上薛岳了。

在数量和质量上，陈纳德指挥的中美空军都超过日本航空队，如果飞虎队可以像陈纳德所设想的那样，从空中完全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则薛岳无论选择在哪里决战，日子都要好过得多。

可是控制援华物资支配权的是史迪威，而不是陈纳德。

史迪威一心只有缅甸战场，而且由于跟蒋介石闹矛盾，他甚至恨不得“东部”（指国内战场）出丑，于是便对运往中国国内的战略物资左卡右卡，最后弄到连飞虎队的航空油料都不足，也没有重磅炸弹，从而无法对地面战场进行更有力的支援。

陈纳德多次请求将B -29轰炸机用于湖南战场，却全部遭到史迪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