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见《得能良介君传》），但看了假钞上的纹样，无论如何都无法叫人相信这是仿造出来的，虽然线条略显枯涩，但明显是用同一型号的彩纹雕刻机雕出来的铜版印版印制而成的。

鉴于这一点，假钞是早先印制日本国币的德国东福瑙曼印刷公司在明治九年将纸币原版送还日本政府，终止了代日本政府印钞的业务之后，经另一个新的特殊的雇主下订，又重新雕刻了铜版印版后匆匆印制的这一推论完全说得通。这样一来，因为该公司拥有同一型号的雕刻机械，所以雕得出完全同样的纹样用于假钞上，假钞上的底纹绝对不是仿造的。

②尽管如此，但是手工雕刻的部分十分粗陋。

这是因为，真钞的铜版雕刻师与假钞的铜版师不是同一人，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下订很急，为了赶时间，其他雕版师仿照真钞的图案匆匆雕刻，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粗制滥造的结果。我非常佩服您的敏锐推断。相对于底纹的精巧致密，手工雕刻部分的图案（菊花纹章、凤凰、龙、大藏卿的朱银、“出納頭”及“記錄頭”的骑缝印）明显粗糙，这种反差完全可以用您的推论加以解释通。

③假钞的下订者是因私前往德国的井上馨。

这个大胆的推论令人稍感震惊，不过早在当时世人中间就已经有这样的传闻了。由于《世外井上公传》中对于他在德国期间的行踪丝毫没有提及便引出这样的猜测，当然不无失礼之嫌，然而正是这一空白或许给人以莫大的启迪，这也给我上了一课，原来这就是所谓历史的洞察力啊。

④关于印刷油墨。

铜版印版姑且不提，但假如没有印刷油墨仍然不可能印制出假钞来。明治九年，日本的纸币寮才开始印制纸币，通过各种化学分析、苦心研究，最终开发研制出纸币专用的印刷油墨，并且被当作最高机密保管，这些在《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中都有详细记载。假钞的色彩与真钞的色彩毫无二致，墨色浓淡也完全一致，唯一的不同就是双色印刷的底纹部分，假钞的彩纹颜色较真钞略淡，这个可以认为是一种化学现象，是自然褪色。淡青色不耐光，容易褪色。真钞的彩纹底色也为淡青色，却依然保持不变，可见真钞与假钞的油墨的化学成分有所不同。但即便如此，当时民间市场上没有与真钞颜色相近的印刷油墨，而伪造犯人自己秘密仿制出这种印刷油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⑤关于贰圆假钞只发现于以近畿地方为中心的各府、县向中央大藏省出纳局送缴的税金现金中。

关于这一点，当时您并没有特别论及，但是就我而言，这个现象却好像怎么也拂不去，一直耿耿于怀。

想必您也知道，从明治六年起，全国各府县向大藏省上缴租税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同三井组、小野组、岛田组的各地分店联络，由后者出具汇票，然后将汇票缴至第一国立银行，再由大藏省接收汇票；另一种则是现金汇缴的形式，两种方法并行使用。但现金送缴须送至东京，人马劳顿，加上警备等，存在诸多不便，于是汇票上缴的方法渐渐成为主要方法，现金送缴仅限于很少场合使用（参见《明治财政史》等多种专著）。

贰圆假钞在各府县的流通情况判明，大藏省出纳局局长向警视厅秘密报告并引发川路大警视立案调查以及假钞数量之少，合计仅仅两千余枚，这些都印证了假钞只出现于租税的现金送缴环节中。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即在于此。市场流通环节中假钞一枚都没有被发现，商店柜面的交易款中、商户之间的现金支付中都没有，所有假钞都出现于大藏省出纳局接收的送缴租税现金中。假钞纸质粗陋，手感有异，底色稍淡，仔细看的话还可以发现凤凰以及龙的线条比较粗。真钞线条浓密，墨色重，接近黑色，菊花纹章的放射形线条稍有歪斜等，在流通过程中只要稍加留意就一定会有人发现的，可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报告过发现假钞。

以上事实是否说明，贰圆假钞从一开始就没有在民间流通过？也就是说，一个非常大的可能就是所有假钞都混入了各地向大藏省出纳局送缴的租税现金中。

⑥关于石版印版印制假钞以鉴别真伪。

关于这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前面提到的《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中讲到用石版印版印制假钞的事情。记得当时您也讲到这个事情，后来我又读了原文中的相关记述，它是这样说的：“纸币寮下设的石版部门，原是为了作为一个‘假想敌’临摹铜版印版制成纸币赝品，并以此与雕刻部门、制墨部门以及印刷部门等共同探讨、研究，从而找出合理的防伪方法而设立的。”

然而，正像观看假钞的彩色照片时您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据称是从缴税现金中发现的贰圆假钞并不是采用石版印制的。您说得一点也没错，如果是石版印制的话，票面的图案一定会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印刷效果，不可能出现假钞上那种模糊的效果，而且线条和墨色也比较饱满。

于是我在想，既然纸币寮为研究防伪技术而采用石版印版印制纸币，会不会也雕刻一套铜版印版仿制出贰圆面值的“日耳曼纸币”，并用这个锻炼纸币寮的员工进一步提高其鉴别真伪的能力？此时，只要将从德国东福瑙曼公司送返的原版彩纹依样画葫芦再复制一套铜版就行了，和机械雕刻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将铜版由凹版转成凸版本，或者反过来将凸版转成凹版的方法，在前面提到的《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