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式的莎丽，选择特定的颜色；男人则裹一种特别的头巾。”她曾在孟买居住，不过她已经出了错，妇女的确穿着传统的服装，但孟买绝大多数男子穿裤子和衬衫。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她虽然同情穷人，却仍然只接受种姓标志，像她的朋友一样盲目。

“我说的是孟买的穷人，”她坚持说，“他们很漂亮，比这间屋里的人漂亮得多。”不过现在她开始说谎了。她语带激情，但其实并不相信自己所说。孟买的穷人并不漂亮，即使穿着他们低种姓颜色的亮丽服饰。穷人在肤色、容貌、体格方面都难称健康，他们像是别的种族，一群发育不全、思维迟缓的矮人族，而且因为世代的营养不良而面容难看，需要花上好几代时间才能恢复。穷人漂亮不过是这个姑娘借来的概念。她把它转换成了一种政治态度，时刻准备捍卫。不过她的认知能力并未因此而变得敏锐。

印度的新姿态，那种暗示了新的观察方式的态度，往往会变成一纸空话。印度人试图超越关于印度贫困的旧式而伤感的抽象概念，试图与穷人和谐共处，他们不得不走到自己的文明以外，于是就会受各种外来观念的摆布。现在所面临的知识困惑大于英国统治时期的，那时候世界似乎是静止的，问题更简单，印度人足以宣扬自己的印度性。那时候穷人只是背景。而现在穷人们呼声高涨，不得被不列入考虑。

摘自《印度快报》，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教育部长普拉巴·拉奥敦促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们简化技术革新，使其免除排外性。拉奥夫人是以首席嘉宾身份出席“科学与和谐的乡村发展”研讨会时发表这一讲话的……她就年轻人对科技失去兴趣的现实表示遗憾，因为“它不但昂贵而且只为少数人而存在”，她希望能让“大多数的民众更积极地参与”。

这番讲话并不容易理解，记者显然对自己所听到的也感到困惑，但这段话似乎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观念。有穷人也要受教育的观念（印度学生在讲话中被假设为中产阶级，他们其实对科学很感兴趣）；有发展要照顾到大多数的观念；还有未说出的关于“中层技术”的新观念，即印度技术应适应印度资源、考虑印度社会性质的观念。前两个观念无可指责，第三个则复杂一些，但不论简单还是复杂，这个观念恰好说明词语被曲解篡改（不论是被部长还是记者）成了一种政治宣言，一种关心穷人的表达。

穷人几乎是时髦的身份。这种中层技术的观念就成了时尚的一个方面。风靡印度的是牛车。牛车不可清除，在经历了三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落后后，印度的中层技术如今要改良牛车了。“知道吗，”有人在德里对我说，“在牛车上的投资总量与在铁路上的相等？”我对牛车总是心存怀疑，不过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它们很贵，比英格兰的许多二手汽车都要贵得多，只有富裕的农人才置办得起。这对我来说真是一大浪费，是让贫穷长存的一种浪费。但我庆幸自己没说出口，因为告诉我那个统计数据的人接着说：“现在，如果我们可以把牛车的性能提高百分之十……”

性能提高百分之十是什么意思？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承载量？有更大的东西需要运吗？尽管这些都是无法问的问题。中层技术已经决定改良牛车。金属轮轴、轴承、橡胶轮胎？可不是让牛车更昂贵了吗？难道不需要耗费几代人的努力以及大量的金钱才能推广这项技术改进吗？再说既然已经到这一步了，那再进一步，引进一些无害的小发动机不是更好吗？难道中层技术不该集中研究让无害的小发动机去承担通常由牛车所做的短途运输工作？

但是，不，这些都是外行的痴心妄想。顾名思义，牛车的关键始终是阉牛的问题。对科学来说，困难的是这种牲口不轻便的形体。阉牛不同于马，它无法适当上套。牛颈套轭，自古而然，而时代则要求变化。套轭的方法不但没有效率，而且会造成牛颈疼痛和皮肤癌，缩短牲口的工作寿命。德里那个热心牛车的人告诉我，一头阉牛只能活三年。但这是热心的夸张，其他人告诉我阉牛可活十到十一年。为改良牛轭，很多研究工作致力于阉牛在提拽时的拉力问题。最现代化的监控技术都派上了用场，在南方某地有一头阉牛，它干的显然不过是一些安逸的小活儿，却被装备得像个苏联太空人。

印度是一个充满了新闻炒作的地方，我去南方的时候，希望能够看看这头牲口，见见那个已成为牛车之王的科学家。但那人正在国外讲学，他在国外很受欢迎。一些特定的话题，比如贫困以及中层技术，令这里的专家们很忙碌。他们疲于应付国际研讨会、座谈会和基金会。富国出钱，他们口授指导性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富人对穷人的观念，有时是关于什么对穷人有好处的，有时不过是表达警告。他们，那些富裕国家，现在甚至忙着输出他们对工业文明的浪漫怀疑。这些怀疑伴随着每一种巨大的成功而到来。说他们浪漫是因为他们并不希望破坏成功，或是丢弃这种成功的成果。但印度以自身虚弱无力的方式诠释着这种怀疑，以此调和自身与自身的失败。

复杂的外来观念被印度的敏感性强行蒸馏之后，通常只剩下被洗净的、无害的内容，它们总是通过宗教和现今的科学回溯到过去和无效状态，回到纺轮和牛车中去。中层技术本应是向前的一次跳跃，跃过已被接受的解决方式，成为新的契合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