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不过孙子当时的情绪相当奇怪，似乎很焦灼，很苦恼。他在电话里粗鲁地说，正因为我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我才受不了这个鬼上帝。我不能忍受有一双冥冥在上的眼睛看着我吃喝拉撒睡，就像我们研究猴子的取食行为和性行为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我们穷尽智力对科学的探索，在他看来不过是耗子钻迷宫，是低级智能可怜的瞎撞乱碰。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和妻子当然尽力劝慰一番，可惜我们没听出他的情绪暗流，我们真悔呀。”林老摇着白发苍苍的头颅，悲凉地重复着。

调查人怀疑地问，他真的会仅仅为这种异想天开而自杀？林老说会的，他会的，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林老自嘲地苦笑道，这正是林家的家风，我们对于精神的需求往往甚于对世俗生活的需求——可惜我见事迟了一步，没能劝转他。调查人告别他下楼，看见他妻子在门口同十几位教友们话别，教友们严肃地说，上帝会听到我们的祷告，一定会的，达儿一定会升入天堂。两人扭头看看林先生，林先生轻轻摇摇头，眸子中是莫名的悲哀。

那个星期六晚上，戴眼镜的小女孩做完作业，迫不及待地趴到电脑屏幕前。那是父母刚为她购置的电脑。一根缆线把她并入网络，并入无穷、无限和无涯。光缆就像是一条漫长的、狭窄的、绝对黑暗的隧道，她永远不可能穿越它，永远不可能尽睹隧道后的大千世界。她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网络”愿意向她开放的、她的智力能够理解的东西。但她仍在狂热地探索着，以期能看到隧道中偶然一现的闪光。林达在台上盯着她，林达盯着每一个年轻的听众，他的目光忧郁而平静。这会儿没人知道他即将去拜访死神，以后恐怕也没人理解他这次报告的动机。林达想起了创立“群论”的那位年轻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他一生坎坷，关于群论的论文多次被法国科学院退稿──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它。后来爱上一个不爱他的女人，为此在一场决斗中送命。他在决斗前夜通宵未眠，急急地写出群论的要点。至今，在那些珍贵的草稿上，还能触摸到他死前的焦灼。草稿的空白处了草地写着：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

他为什么在死前还念念不忘他的理论？也许只有他和林达能互相理解。

林达说，蜜蜂早就具备了向高等文明进化的三个条件：群居生活、劳动和语言（形体语言）。相比人类，它们甚至还有一个远为有利的条件：时间。至少在6000万年前，它们已经建立了有效的蜜蜂社会。但蜜蜂的进化早就终结了，终结于一个很低的层面上（相对于人类文明而言）。为什么？生物学家说，只有一个原因，它们的脑容量太小，它们没有具备向高等智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此说来，我们真该为自己1400克的大脑庆幸──可是孩子们啊，你们想没想过，1400克的大脑很可能也有它的极限？人类智力也可能终结于某个高度？

没有人向女孩转述过林达的遗言：不要唤醒蜜蜂。不过，即使转达过，她也可以不加理会的，因为她年轻。

三色世界

一篇道德拷问。如果大自然中真的出现一种“种族主义”的自然法则，那么，以仁爱自许的西方精英们会不会从他们的道德高地后退。

楔子

卡尔·伊斯曼把微量的cAMP（环腺苷单磷酸）滴入玻璃皿中，说：

“看，粘菌社会马上就要建立了。”

这是在纽约沃森智能研究所的实验室里。伊斯曼是一位高个子的白人青年，30岁左右，金发，肩膀宽阔，表情生动。他身后有两个女同事，25岁的松本好子身材稍显矮胖，有一双老派日本人特有的短腿。江志丽（英文名字是凯伦·江）大约32岁，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南方女子，细腰，瓜子脸，一头乌黑的柔发盘在头上。

他们用肉眼观察着玻璃皿中微小的粘菌，旁边的大屏幕上则是放大后的图像。粘菌（学名D·Discoideum）是一种奇怪的生物，是一个超有机体，或者简直是人类社会在毫米尺度上的演习。它们在湿地上游来游去，各自专心致志地吞食着细菌食物，互不关心，是一群冷漠孤独的流浪者，以直接分裂的方式各自繁殖后代。但一旦食物耗尽，就会有某一个细胞有节奏地发出cAMP，这只先知先觉的细胞就成了粘菌社会的领袖。

不过今天的cAMP是粘菌社会之外的神灵滴入的，那只粘菌“领袖”只是偶然受到命运垂青的傀儡。但其他的粘菌并不知道真情，它们仍按照冥冥中的本能朝那只细胞聚集，同时释放cAMP，形成正反馈，唤醒更多的粘菌来集合。无数粘菌的运动组合成了清晰的螺旋波。

数小时之后，这些粘菌集合成了一个发亮的长着尖头的有机体，有一二毫米长。它们在尖头的带领下开始缓缓爬行，找光，找水，找食物。之后连它们的生殖方式也会改变，它的尖头处将会产生孢子，孢子飞散后产生一群新个体。

江志丽已是第五次观察这个神秘的过程，但她仍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敬畏感。在这种原始的生物中，群体和个体的界限被泯灭了。她记得第一次观察时，导师乔·索雷尔曾对新弟子们有一次讲话，讲话中既有哲人的睿智，也有年轻人才有的汹涌激情──要知道他已经55岁了──志丽几乎在听完这段讲话后立刻就爱上他了。教授那天说：

“请你们用仰视的目光来看这些小小的粘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