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事实，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我们天性中的邪魔成分，想要掩盖内心的恐惧罢了。而且，许多人觉着这么做很可自慰，要这样才感到自己比“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按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与其像一般常见的那样，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不如光明磊落地顺从自己的本能，那倒诚实得多。我所说的大致都是这一类的话，这时谈话渐带火性，而别人越是诋毁可怜的亨丽哀太太，我为她辩护得越热切（其实已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真正感情）。对于那两对夫妇，我这么慷慨激昂无疑是——像大学生们常说的——吹起了战斗号角，他们四个人仿佛一组不很和谐的四重奏，咬牙切齿地向我大肆反击。那位丹麦老头一直满脸含笑坐在一边，像个握着马表的足球赛裁判员似的，每当形势不妙，他就要抓起骰子在桌面上敲几下表示警告：Gentlemen，please！(5)结果也总只能安静一会儿。一位先生面红耳赤，已经从桌上跳起来三回了，他的太太费了好大的劲才按住了他，——简单说，再过十来分钟，我们的争论就会以大打出手收场，幸亏C太太说话了，像是加了一滴润滑油，这场口舌之争才逐渐平静了。

C太太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娴静高雅的英国籍老妇人，我们大家一向默认她为全桌的主席。她端庄地坐在那里，对人人都同样和蔼可亲，她很少说话，不过对别人的讲话总显出兴味盎然的样子，单是她的神情体态就给人一个赏心悦目的印象：她那雍容高贵的仪表流露出一种心敛意宁的奇妙风采。她对所有的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很巧妙地让人人觉得跟她特别亲近；大部分时间她坐在花园里看书，常常弹奏钢琴，很少见她跟别人同在一处，或者热切地参加我们的谈话。我们都不怎么留意她，然而她自有一种奇特的力量笼罩着所有的人。譬如此刻，她刚刚加入论辩，大家马上就获得一个痛苦的感觉，一致感到争吵得过分了。

当时正是德国先生猛然跳起身来，接着又被按在桌边重坐下去的当儿，C太太就趁着这令人难受的间歇加入了谈话。她出乎我意料地抬起一双晶亮的灰眼睛，迟疑地对我望了一会儿，然后才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开始发言，想要一下抓住主要问题。

“这么说，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您真的相信亨丽哀太太，相信一个女人，会完全无辜地被卷进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相信确实有些行为会使一个女人做出一小时以前还认为自己绝不可能做出、也无法负责的事情来吗？”

“我绝对这样相信，尊贵的太太。”

“这么一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了，任何伤风败俗的事都是有理有据的了。如果您真的认为，法国人所说的crime passionnel(6)算不得什么crime(7)，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切就该凭着并不多见的好意来判断了——您的好意却是多得惊人。”她轻轻一笑补充一句说，“这样，才能在每一桩犯罪行为里找出热情，根据热情就可以宽恕一切了。”

她说话时那种清晰而又几乎很愉快的声调，我听来感到分外舒适，于是我也不自禁地模仿着她的冷静口吻，同样半说笑半严肃地回答说：“判断这类事情，司法机关当然比我严厉得多，毫不徇情地维护一般的风俗习惯，那是它们的职责，它们必须作的是判决，而不是宽恕。可是我，作为一个平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要自动担任检察官的职务不可，我宁愿当一个辩护人。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了解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

C太太睁大晶亮的灰眼睛，直瞪瞪地对我逼视了好一会儿，显得很迟疑。我担心她没有听明白我的话，打算用英语再重说一遍。突然，她又接着发问了，态度非常严肃，简直像个考官。

“一位太太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随便便跟人走了，根本不知道那人是否值得她爱，这样的事您不觉得可鄙或可厌吗？一个女人，已经不算很年轻了，为孩子们着想也该自己尊重，却作出如此不知检点的事，难道您真的能够原谅她？”

“我再说一遍，尊贵的太太，”我坚持道，“遇着这类事我既不愿审问，也不愿判决。在您面前，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承认，我先前的话有点过甚其词，——这位可怜的亨丽哀太太自然算不上女中豪杰，既不是天生的浪漫人物，更不是什么grande amoureuse(8)。她在我的眼里，据我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平庸而又软弱的女人，我对她多少怀着敬意，那是因为她勇敢地随顺了自己的意愿，可是我对她怀着更多的怜悯，因为她明天，如果不是在今天，一定会深深陷入不幸。她的举动也许很愚蠢，很轻率，却决不能称为卑劣下流，我始终极力争辩的是：谁也没有权利鄙薄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您自己呢？到现在还对她怀着同样的敬意吗？前天是一位跟您同在一处的可敬的女人，昨天是一位跟随素昧平生的男人私奔的女人，对这两种女人，您完全不加区别吗？”

“完全不。一点区别也没有，半点也没有。”

“Is that so？”(9)她不自禁地说起英语来了，这些话显然使她想起什么了。她沉吟了片刻，然后抬起清亮的眼睛，带着追问的神情又一次望着我。

“要是明天，假定说在尼查，您又遇到亨丽哀太太正跟那个年轻人挽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