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伊琳娜、阿纳托利和两个女儿——娜斯金卡和奥柳施卡。三个孩子都很坚强。嗯，两个女儿难免眼泪汪汪。阿纳托利只是抽动肩膀，好像怕冷一样，他那时已经１６岁了。可是我的伊琳挪……我们共同生活１７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那种样子。那天夜里，我那件衬衣的肩膀和胸口这儿都给她的眼泪湿透了，第二天早晨也是同样的情形……走到火车站，我真不忍瞧她：嘴唇哭肿了，头发从围巾里散露出来，眼睛浑浊而没有表情，好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指挥员宣布上车，她却扑在我的胸上，双手紧紧地勾住我的脖子，浑身哆嗦，好比一株刚砍倒的树……孩子们也劝她，我也劝她，——毫无用处！别人家的女人跟丈夫、跟儿子谈着话，我那个却贴在我的身上，好比一张叶子贴在树枝上，还浑身哆嗦，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对她说：‘坚强些，我亲爱的伊琳娜！你就对我说一句告别的话吧。’她这才一面哭．一面说，每说一个字，抽一口气：‘我的……亲人……安德留沙……咱们……今世……再也……见不着……见不着面啦！……’。

“人家看着她本来已经心碎了，可她还要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她应该知道，我跟他们分手也很难受，又不是到丈母娘家里去吃薄饼。这当儿我可火了！我用力拉开她的手轻轻地往她的肩膀上一推。仿佛是轻轻地一推．但那时我的力气大得厉害，她站不住脚跟，一连后退三步，接着又伸出双手，一步步向我走来，我就对她嚷道：‘难道人家是这样离别的吗？我还好好儿的，你干什么急于把我给活活地埋掉哇？！’嗯，我又抱了抱她，我看见她简直疯了……”。

他讲到一半忽然中断了，在一片寂静中，我听到他的喉咙里有样东西在翻腾，在咕噜咕噜地发响。别人的激动也感染了我。我斜眼瞧瞧这个讲述的人，但在他那死气沉沉的眼睛里，却看不到一滴眼泪。他坐着，颓丧地低下头，只有那两只不由自主地垂下的大手在微微哆嗦，还有下巴和刚毅的嘴唇在哆嗦……

“不用了，朋友，别说了！”我低声说，但他大概没有听见我的话。接着他竭力克制住激动，用一种变得异样的嘶哑的声音说：“为了当时推了她一下，我就是到死，就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能原谅自己呀！”

他重又沉默了好一阵。他试着卷一支烟，可是报纸破了，烟草都撒在膝盖上。最后，他勉强卷成了一支，狠命吸了几口，这才一面咳嗽，一面继续说：

“我摆脱伊琳挪，捧住她的脸吻了吻，她的嘴唇却冷得像冰。我跟孩子们告了别，向车厢跑去，在火车开动时跳上踏板。火车慢慢地离了站，在我老婆和孩子们的旁边经过。我看见我那几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挤在一块，向我挥着手，他们想笑，可是没有笑成。伊琳娜两手狠抱住胸部，嘴唇白得像纸，还在喃喃地说着些什么，眼睛—眨不眨地望着我，整个身子向前俯冲着，仿佛要顶着狂风开步走来……她就这样一辈子留在我的记忆里：一双紧紧抱住胸部的手，两片苍白的嘴唇，一对充满泪水的睁得老大的眼睛……我在梦里看见她，多半也是这个样子……当时我干什么要推她呀？直到现在一想起来，心还像被一把钝刀割着似的……

第四章

“我们在乌克兰的白采尔科维附近编了队。发给我一辆‘吉斯—５’，我坐着它开到前线。嗯，关于战争用不着跟你讲了，你亲眼看见过，知道开头是怎么个情况。我常常收到家里的来信，但自己却偶尔才寄一封信回去。有时候你在信里写道，一切平安，有些小接触，现在虽然退却，但不久可以集合力量，到那时就要让德国佬尝尝滋味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日子那么沉闷，根本没心思写信。再说，我这个人也不喜欢婆婆妈妈，喊怨叫苦，最看不惯那种爱哭鼻子的家伙，他们不论有事没事，天天给老婆、情人写信，眼泪鼻涕把信纸弄得一场糊涂。说什么他的日子很难过，很痛苦，又担心被敌人打死。这种穿裤子的畜生，流着眼泪鼻涕诉苦，找求同情，可就是不想一想，那些倒霉的女人孩子，在后方也并不比我们舒服。整个国家都得依靠她们！我们的女人孩子要有怎样的肩膀才不至于被这种重担压垮呢？可是她们没有被压垮，终究支持下来了！而那些流眼泪拖鼻涕的脓包，还要写那种信诉苦，真好比拿一根木棍敲着勤劳的妇女的腿。她们收到这种信，可怜的人，就会垂下双手，再也没心思干活了。不行！你既然是个男人，既然是个军人，就得忍受一切，应付一切，如果需要这么做的话。但如果在你身上女人的味儿比男人的还要多些，那你干脆去穿上打摆的裙子，好把你那干瘪的屁股装得丰满些，至少从后面望过去也多少像个婆娘，你去给甜菜除除草，去挤挤牛奶好了，前线可不用你去，那边没有你，臭味儿也已经叫人够受的啦！

“不过，我连一次仗都没有打满……在这个时期里，受过两次伤，但两次都很轻：一次伤了胳膊上的肌肉，另一次伤了一条腿。第一次是中了飞机上打下来的子弹，第二次是被弹片击伤的。德国人从上头和旁边把我的汽车打了好多个窟窿。可是我呀，老兄，开头总算走运。不过，走运，走运，最后可走到绝路上来了……１９４２年５月，我在洛佐文基城下，在一种极其狼狈的情况下被俘虏了：德国人当时攻势很猛，而我们的一个１２２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