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就会编造出谎言，有时候会编造出非常有害的谎言。我们甚至会猜想他们在做一些不法勾当。这些全都缘于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无知。”

“这就像当我们看到两个人在窃窃私语，”梅说道，“就会感到担心、不安，我们会猜想他们在说一些可怕的事情。我们会猜测他们在说我们的坏话。”

“而事实上，他们很可能只是在讨论卫生间在哪里。”贝利的这句话引发了观众的哄堂大笑，他对此非常满意。

“是的。”梅附和道。她知道自己接下来要说几个关键的词语，而且要确保说得准确无误。此前，她已经在贝利的办公室里说过了，而现在她只需要像她当初那样一字不差地重复一遍。“比方说，我发现了一扇紧锁着的门，我就会开始揣测门后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编出各种各样的答案。我会觉得门后面的东西是一个秘密，这种想法使我编出各种谎言。但是如果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这种开放既是实际意义上的，又是比喻意义上的，那么存在于我们眼前和脑海中的就只有真相了。”

贝利露出了微笑；她成功地做到了。

“梅，我很喜欢你刚才说的。当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那么存在的就只有真相。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梅的第一个论断。我们能把它打在屏幕上吗？”

梅身后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那句话——秘密就是谎言。看见屏幕上的这几个字足足有四英尺高，梅突然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觉——一种夹杂着兴奋和恐惧的感觉。贝利正面带笑容，摇着头欣赏着那几个字。

“很好，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即如果你当时知道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你就不会做出那件事。你（在这件事中错误地）以为自己可以躲在暗处的这个念头促使你做了坏事。当你知道别人正看着你时，你的言行举止就会更好。是这样吗？”

“没错。”

“现在，让我们谈谈你在这件事之后获得的第二个启示。你刚才提到自己没有以任何方式记录去蓝岛的旅行。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

“当然。但是你曾经说过自己经常在海湾划皮划艇，却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记录这些旅行。你没有加入圆环公司有关皮划艇运动的俱乐部，也没有发布过相关的活动、照片、视频或者评论。是不是中央情报局出资让你进行这些皮划艇活动呀？”

梅和观众都笑了，她答道：“不是。”

“那么你为什么要保密呢？你在划皮划艇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些旅行，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到过它们。哪里都找不到关于这些旅行的记录，我说得对吗？”

“你说得没错。”

梅听见礼堂各处响起了咯咯的大笑声。

“梅，在最近一次旅行中，你看见了什么？我听说那里的风景很美。”

“是的，埃蒙。当时天空中的月亮几乎是圆的，海水非常平静，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液态水银中划行一样。”

“这听起来美得难以置信。”

“确实。”

“你有没有看见什么动物？野生动物？”

“一只麻斑海豹在我的皮划艇后面跟了一阵子，它一会儿把头伸出水面，一会儿钻进水里，看起来既对我感到好奇，又好像在催促我继续前行。我此前从来没有去过那座岛，事实上很少有人去过那里。我一登上岛就爬到了最高处，站在顶峰上看到的景色美极了。我看见了城市里金黄色的灯光、延伸向太平洋黑色的山麓小丘，甚至还看见了一颗流星。”

“一颗流星！你可真幸运。”

“我确实非常幸运。”

“但是你却没有拍照片。”

“没有。”

“没有拍任何视频。”

“没有。”

“也就是说，你没有关于这次旅行的任何记录。”

“是的，除了我的记忆，再没有其他东西。”

梅听见观众中有人在抱怨。贝利转脸看着观众，摇着头，任由他们抱怨叹息。

“好啦，”贝利继续说道，听语气他好像在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现在我们要谈一些私人问题了。正如大家所知，我有个儿子名叫甘纳，他患有先天大脑麻痹症。尽管他的生活丰富多彩，我们也总是努力给他更多的机会，但他还是不得不坐在轮椅中——他不能行走，不能跑步，更不能划皮划艇。那么，如果他想获得类似的体验，他能做什么呢？他会观看视频、欣赏照片。事实上，他对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体验都来自别人。当然，在座的各位当中有很多人非常慷慨，为他提供了大量你们在旅途中拍摄的视频和照片。当他看着某位正在攀登肯尼亚山的圆环公司员工用佩戴的‘视觉革命’镜头拍摄的景色时，他觉得似乎是他自己在攀登那座山。当甘纳看到‘美国杯号’上的某位船员拍摄的一手视频时，他感觉自己也在乘坐‘美国杯号’航行。他能够获得这些感受，得益于那些愿意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全世界分享的人。我们只能大致推算世界上还有多少像甘纳这样的人。也许他们身有残疾，也许他们年事已高只能待在家里，也许他们还有一千多种其他的困难。梅，无论怎样，问题的关键在于世界上还有数百万个人，他们看不见你所看见的景象。那么，像这样剥夺他们见你所见的权利，你还认为这是对的吗？”

梅感觉自己喉咙发干，她试图掩饰自己的情绪：“不，这感觉非常错误。”梅想到了贝利的儿子甘纳以及她自己的父亲。

“你认为他们是否有权看到你看到的东西？”

“是的。”

“在人短暂的一生中，”贝利继续说道，“所有人都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