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拜山神；但如距离木叶山较远，则简行之，所行仪式上则无拜山环节，“常依独树；无独树，即所舍而行之”。《契丹国志·建官制度》中说的更为明白“将举兵，必杀灰牛、白马，祠天地日及木叶山神。”两相对比，可以看出白衣观音就是木叶山神。此其三。

白衣观音的形制。白衣观音作为山神，又是从中原得到印证后借鉴而来，其形制应该是高大的（与萨满教其他神灵相比）。“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東镇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有一石雕观音菩萨像，用淡红色凝灰岩雕成，面南而立，原高4。7米，头部今已不存。日本鸟居龙藏博士曾两次前往调查，其时头部尚存，唯已缺损。尤以面部目、鼻、口等已失去原形，然全貌大致仍可以看出，足部则完整无缺。据该博士调查记载：由侧面看，此像腹部向前，首足略后，挺身而立，这种体形为当时造像特征之一。头发结起，型似宝冠，上戴网状玉饰，余发披垂两肩。项佩璎珞，宽缓下垂，其中大玉镶嵌宝石之痕迹尤存。身着一件由上而达足部之素衣，从左肩向右下方松缓倾斜，末端挂于右肩。胸部开敞，前襟中央有二条剑尖形细带，这是胸前勒结之素衣前端。石像左手曲置胸前，掌中捧一宝珠状物（因上半缺损，难以辨别为何物），右手则直用指尖向上轻扶之。两足由裙褶下向前露出一半，踏于两朵莲座之上。从整体看，石像构造匀称，气派雄伟庄严，可以称为辽代石雕造像之代表作。辽忲祖耶律阿保机曾于上京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太宗耶律德光又尊观音菩萨为‘家神’，故此观音菩萨立像可能是天雄寺之遗物，乃辽代早期雕造。”文章也是在推测观音的神灵属性，既然忲祖在天雄寺奉安祖考遗像，观音又是家神，完全可以共存一寺。

另一方面，白衣观音又的确是佛教之神存在于契丹社会。前述白衣观音之传入契丹之时，契丹社会早有佛教流传，且观音像亦已为人所熟知。白衣观音作为佛教神灵存世，不会产生其它疑虑。尽管，白衣观音被耶律德光引为“家神”，但这只能增加佛教在契丹民众中亲和力和吸引力，不会因此发生宗教观念上的混淆。辽朝中后期，佛教在契丹广泛流传，凡有佛教释迦牟尼像存在的地方都必然会有观音像，各种石窟、佛寺、墓葬石刻、经幢浮图等雕刻中观音像几乎是无处不在。同中原一样，观音也成为民间最为信赖、最具人性化的佛陀。从整体的辽代佛教石雕艺术来看，只有一些局部的改变体现了辽朝北方民族的特色，绝大多数的佛教造型、佛生故事等都与中原佛教主旨相同。故白衣观音仍然是辽代佛教诸神灵中的一员。

辽太宗耶律德光利用了萨满教的多神特点，采用的是萨满教的造神方式，将白衣观音引为家神，白衣观音首先作为木叶山神置于契丹人祭天地的重要礼仪上，引起了契丹民众在宗教上的共鸣。然后在这样的群体共鸣中，白衣观音所代表的佛教在辽朝的影响迅速扩大。所以白衣观音在契丹社会是具有两面性的神灵，既是萨满教中的山神，又是佛教中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

四、辽太宗引进白衣观音像的社会效果

太宗以南征一事为契机，把白衣观音当作工具或手段说服了述律后，达到了南征的目的。南征胜利之际，太宗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在“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契丹社会在辽忲祖所崇拜的诸神之外又增进了新的偶像。这些举措，使辽代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白衣观音像的引进不但使辽忲祖对契丹社会长期的精神垄断被打破，对太宗的新的崇拜得以建立起来， 而且忲祖时的宗教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并由此引起了契丹社会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南征实现，将辽国统治范围扩大到了燕云地区，太宗的权威得以树立起来，并随后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由此成就了一代帝王功业，造就了圣主英名。对此，《辽史》有颇多赞誉，总的说来，还不算过分。兹抄录几处，以证实此说。

《辽史》卷37《地理志一》：“太宗立晋，有幽、涿、檀、蓟、顺、营、平、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十六州，于是割古幽、并、营之境而跨有之。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

《辽史》卷55《仪卫志一》：“辽忲祖奋自朔方，太宗继志述事，以成其业。于是举渤海，立敬瑭，破重贵，尽致周、秦、西汉、隋、唐文物之遗余而居有之。路车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玺以布号令……文谓之仪，武谓之卫，足以成一代之规模矣。”

《辽史》卷45《百官志一》：“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忲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等等，不一而足举。

其次，对辽代佛教的发展，杨富学先生认为，圣宗钦哀皇后称制是辽朝宗教政策得以改变的转折点。钦哀摄政四年，“取消三教论衡之策，独崇佛教，使佛教很快在辽朝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日后辽朝皇帝佞佛之风日烈，根基就在于此。”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