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这两种因素（主要是因为威尼斯这个国家有装正经和清肃民风的倾向，人们越是了解掌事的人，就越容易预料到什么会犯忌，什么不会）。他每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都来。我们通常只招待他一个人，因为他是政府的官员，不能和平民百姓称兄道弟。话虽如此，但这个伟大国家的每一条法律都像它的水路一样弯弯曲曲，小姐也喜欢有别人同欢：“这样他会厌倦和其他人打交道，我就不用等到困得不行才和他上床啦。你不知道的，布西诺，有些男人实在无聊透顶。”

我让厨子去讨价还价，自己往回穿过里亚托桥，来到德国商行附近的一座酒馆。这家酒馆的炸鱼鲜美得让人们的味蕾分不清什么是甜的什么是咸的，而且这里的兑水甜酒（得兑水才好喝，不过我越来越喜欢喝甜的）是从塞浦路斯运过来的，非常甘美。我每次到这里都会留一点小费给大声说话的酒馆老板，所以他让我独占门边的一张桌子，而且我坐的椅子有一个厚厚的坐垫，坐垫是我每天从吧台后面要来的。就这样，我坐着就和正常人一样高了，可以和他们东拉西扯。

今天早上大家都在聊着昨天突然爆发的一场桥上战斗。那是在圣玛格丽塔广场附近的拳头桥上发生的，卡斯特拉尼军工厂的工人将尼可罗迪的渔夫打得落荒而逃。又是过节的时间了，伟大的复活节，威尼斯在这个时候举办它和大海的结婚周年庆典，过不了多久，这种街头打架便会成为全民参与的运动。当土耳其人仍住在这里的时候，他履行了诺言，有时在船上给我买一个位子，让我陪他看这样的打斗（我那些意大利同胞不喜欢有我这样的侏儒做伴，但他显然很高兴）。但他到君士坦丁堡去已经一年多，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冒险单独去看人打架了。

我把眼光从那些聊天的人身上移开，抬起头来，透过拥挤的人群之间的一道缝隙，发现离我几张桌子的地方有个人正在看着我。那人是一个商人，穿着很好的衣服，戴一顶新帽子，披着一件披风，还穿着一件做工精良的天鹅绒夹克。我觉得他有点面熟，但想不起来到底是谁。不过他好像认识我，因为他一直盯着我看。一个到过我们家的顾客？肯定不是。说到生意，我的记忆力近乎完美，我没有从他手里拿过一个钱袋，或者隔着我们家的墙壁听过他的呻吟。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向我走来。

“我们相互认识的，我想。”

声音是那人的。但是，天哪，他变了。垂下来的鬈发和无边的帽子不见了，下巴的胡子刚刚刮过。从他走路的样子看，他甚至变高了。如果人们之前不认识他，可能会认为他是来自西班牙或者希腊的生意人。希腊人在城里有一个很大的聚集区，有人说他们很快就会建立自己的教堂。但这个人去哪里做礼拜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虽然有些方面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绅士，可是我知道他是犹太人。

“你是托多尔蒂先生，对吧？”隔了这么多年，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嗯，怎么会忘记呢？很久之前，我去犹太人居住区抵押珠宝的时候，他曾经很多次在那间阴暗的小办公室中见到我在契约上签下名字。

一个站在我们身边的大个子不满地低声咕哝，我没理他。

“是的，我就是。”

“刚开始我不敢肯定。你的样子变了。”

“没你变得多。”我粗鲁地说。

“哈哈，确实是。我应该自我介绍的。”他坐下来，伸出手，“我的名字叫勒里奥·摩德纳。因为我在摩德纳出生。”他犹豫了一下。“不过我曾经用过一个化名叫昌姆·科隆。”

这时，刚才那人在我们的桌子旁边侧过身，粗鲁地哈哈大笑，见到我畸形的身材，他骂了几句。有几个人转过头来看。但他浑身散发着啤酒的臭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个穷鬼，坐在衣着华美的我们身边会显得很寒酸，所以我们没理会他的辱骂，他见到有人让位给他，骂骂咧咧地向人群中挤去。我们都曾经遭受过更鄙夷的对待，再说了，这也说明我们现在的身份是那些可以留在桌子上的人，所以也就没跟他计较。

“喂，你改变信仰啦？”我说，他肯定能听出我的口气很惊讶。

“是的，我改变信仰了。”他的声音清楚而有力，“我三年前离开了犹太人居住区，现在是受洗的基督教徒啦。”

“看来还是个过得不错的基督教徒噢。”

“我一直很走运。”他局促地微笑起来。他给我的感觉向来是一个太过严肃的人，改变信仰也没有让他变得随和一点。“我现在是个珠宝商人，可以用我的技术来切割和出售宝石。不过你……你过得也很好啊。”

“不坏吧。”我说。

“全靠你家小姐吧？”

“是的，全靠小姐。”我怀疑我们现在同时想起了某一本书里面的某一些图像，那本书曾经吓得一个犹太当铺老板不敢和他的主人交谈，但对于一个入世更深的基督教商人来说，它或许不至于那么难以接受。

吧台后面响起了一声铜锣声。“啊，我得走了。”他说。酒馆里面太吵了，听不到早晨工人钟的响声，所以他们必须再敲一次，告诉人们这个城市已经要开始工作了。“我跟人约好在兵船厂附近见面。不过能碰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希望还能再见到你。”

“真的啊？”我仿佛又能感觉到他把门甩在我脸上时的愤怒和惊慌，“我还以为你很高兴摆脱我呢。”

“哎呀……我——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他显然很尴尬，“喂